“笑写沧桑——民国时期漫画家孙之俊作品展”在上海图书馆展出了。如同在北京美术馆展出时一样，它吸引了众多观众对这位已鲜有人知的漫画家的浓厚兴趣。
上海，是孙之俊先生青年时代的旧游之地。
1936年——孙先生29岁那年，他已创造了贾醉生、万斤油、老糊涂等多位漫画人物，并应段承泽先生之邀，一道完成了第一部《武训先生画传》。
也是在这一年，他应邀从北平来到上海，参加第一届全国漫画展，并担任评委——“上海为东亚第一大埠，不可不去。主意打定，说走就走”。就这样，他第一次到了上海。观感所集，写下了一篇《上海游记》，记述了上海漫画界，繁华区，摩天楼，电影场、戏场，展览会，城隍庙及市民生活的诸多印象。一个初次来沪的河北佬对上海的第一印象，怕是治上海风俗史者也会有兴趣的吧。
孙先生到上海时，在中国漫画界已大有名声。早在1927年，他便参加了北京漫画社，又同李苦禅、赵望云等同道，成立“中西画会——吼虹社”，探讨中西合璧、改进国画。济南“五三惨案”发生，他与同道创立“五三漫画社”，抗日雪耻。他在画界与叶浅予先生齐名，有“南有叶浅予，北有孙之俊”之称。
抗战时期，他以漫画为武器揭露日军的残暴与凶残；抗战胜利后，他以漫画为武器揭露国民党与蒋介石统治的黑暗，做了很多反蒋、革命的工作。他的漫画以“符基”为笔名，就是“反蒋”二字的字头声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本来应当有更好地发挥才干的机会，本来应当在绘画艺术上有更大的成就。不料，竟屡遭打击，赍志以殁。使他屡遭厄运的，是他尽心竭力绘制的两部画传。
一部是《武训画传》，另一部是《骆驼祥子画传》。这两部画传是他呕心沥血之作，每一部他都三度重绘，精益求精，而正是他钟爱的这两部画传，使他被打落到人生的低谷，又最终把他送到了人生的终点。
第一次他画《武训画传》，是应武训的推崇者、武训精神的提倡者与实践者段承泽将军之邀，1936年在包头完成，后在天津《大公报》连载。这部画传1938年在又长沙正式出版，后又在重庆再版。段承泽将军去世后，将《画传》锌版赠与生活教育社，陶行知为之作跋，六次印行，影响深钜。
这部画传完成后，孙先生又将它精选后画成连环年画，由天津杨柳青印刷。
《武训画传》
及至陶行知去世，武训学校的继任校长李士钊，遵陶先生意，重作文字，请孙先生再画一套精美的武训画传。这就是1951年出版的《武训画传》了。
孙之俊先生怀着对平民教育的热爱，三画《武训画传》，但他不曾料到的是一场风暴正在酝酿，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他打落到人生的低谷。
巧合常常会有。几乎与这一版《画传》印行同时，由孙瑜编剧、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恰值上演，好评如潮。据人民日报社论发布的材料，仅北京、上海、天津三个城市的报刊，便发表了47位作者的43篇评论。
但《人民日报》的社论，有如晴空霹雳。
社论指责：“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自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社论中还有三本关于武训的书也被点名，其中就有孙之俊先生作画的《武训画传》。
如此疾言厉色地对一部电影开展批判，1949年以后还是第一次。此后对文学作品、文化问题的批判接连不断，日益升级，直至发展到巅峰的文化大革命。但这第一次的震撼着实令人胆战心惊。
孙之俊先生，一位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的艺术家，从此被打入另册。我初识孙先生时，他已改名孙信，在北京师范学校当美术教员，是我的授业老师。他虽然还在画连环画，但讥世评时的漫画是不再作了。画《武训画传》这一“污点”似乎注定要陪伴他的终身。直到34年后，《人民日报》才在一条消息中报道了胡乔木在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说：“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经发生过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新华社的消息也称：电影《武训传》在 “被片面、极端和粗暴”地批判三十四年之后，终于得到平反昭雪。
但对孙之俊先生来说，这个“平反昭雪”到来时，他墓木已拱——太迟了！
孙先生另一部荟聚毕生功力的画传，是《骆驼祥子画传》。这部画传他也画了三次。
《骆驼祥子画传》
他开始立意为《骆驼祥子》画传，是在小说初次发表之后四年的1940年。第一次连载发表，是在1948年北平的《平明日报》，但只连载了59幅，未见完璧。
孙先生似也未能尽意，又不断在北平城中寻找祥子的足迹：人物形象、胡同、住家、车行、服饰、器具、乃至坐卧姿态，无不细细搜寻，深入思考，反复描摹。在这样用功的基础上，画出了第二部《骆驼祥子画传》，由上海华东书店印行。孙先生在谈到他如何作图，其推敲之细，思考之深，令人钦服。人物服饰如何确定？因为小说里说到“北平”，那就一定是1928年以后，那年北京改称为北平；而小说最初发表是在1936年，那么小说中人物活动时间一定是在这个区间。所以，服饰器用都不能用1936年以后的，景物也都要合于那个时代。这路数是严格的现实主义，与小说的风格完全一致。
这第二部《骆驼祥子画传》出版前，恰值老舍先生归国。孙先生将画稿送呈请教。他在《画传》前记中记录了这次会见：“在今年春天和老舍先生晤谈时，他说：‘祥子没毛病，虎妞很合理想，刘四爷也不错。"能得到作者这样的首肯，画者也心安了。
可是，孙先生似乎仍觉画不尽意。老舍的小说已是世界名著，孙先生希望他的画能将这名著表现得淋漓尽致——名画配名著，这才能舒心惬意。所以，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仍旧孜孜不倦地不断修改、重画，希望出版第三部《骆驼祥子画传》。
他几乎已经完成了第三版《画传》。可惜天不佑人，那场1966年卷起的狂飙，不但摧毁了孙先生的全部画稿，也摧毁了《骆驼祥子》的作者老舍和《骆驼祥子画传》的画者孙之俊。老舍无法忍受那无理性的批斗，与8月24日自沉于北京太平湖，孙之俊先生被斥为“反革命”，被打得遍体鳞伤后扫地出门，逐出北京。9月6日，对世事已经绝望的孙之俊先生，自挂于河北藁城老家院内的葡萄架下。与老舍自沉相距只有十二天。
《骆驼祥子》的作者死了，《骆驼祥子画传》的画者也死了。他们的著作也被毁弃，被焚烧——这是所谓“文化大革命”中无数“丰功伟绩”中的一则。
雨过天青。小说还可以再版，孙先生最后岁月所画的第三版《画传》稿，却再也不能起死回生了。
孙之俊先生“笑写沧桑”的画展，在他辞世后50年举办。尽管展出的已是劫后的余烬，但无论如何，总还是一种历史的公正——尽管这公正来得太迟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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