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都是家里比较小的孩子，还没长多大，老一辈就去世了。我爸爸对我的太爷爷的印象很模糊，只是大致记得他当过县长秘书，见过蒋介石，后来当了代县长。解放后在家务农，家里原有几幅价值很高的明代字画，可惜文革的时期因怕被因此而被批斗，这些画就都被我的太奶奶给烧了。
我爷爷高中毕业后在西安给人当学徒，后来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改革，我爷爷就被安排在西安市药材公司当了一名营业员，后来为了照顾我的太奶奶，调回了县里工作。那时候，整个国家都很穷，家里孩子又多，日子并不好过。
奶奶和我爷爷结婚后，跟着我爷爷从市区到了郊县。可能是家里经商的缘故，奶奶较之一般的妇女，更有经济头脑。来到小县城之后就开始开店卖熟食，自那时候，家里就经常能吃到肉了。逢年过节的，奶奶总喜欢提个猪头回家，给孩子们美餐一顿。再后来又做旅店生意，正赶上县上开物资交流大会，人特别多，生意好做，钱也容易挣。我爸爸那时候就生活得很好，有很多零花钱可以花。
后来国家经济改革，变为市场经济，胆子大、敢干事的人挣了大钱，而我爸爸因为思想保守，便接了我爷爷的班，在药材公司做职员。工作清闲，但也挣不了什么大钱。后来国企单位的效益越来越不好，我爸爸就辞了职，做生意去了。
我舅爷爷舅奶奶家过去是中农，家里有地，但也不多。雇过长工，也有磨坊和园子。所以文革期间对我姨妈他们来说，没有很大影响。六二年低标准的时候，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影响还未散去。人们都吃不饱饭。当时大家都在一起干活，干多干少一个样，群众积极性都不高。而且当时科技不发达，化肥还未普及，所以粮食收成很不好。过去孩子又多，一锅饭打回来不够几个小伙吃。大家只好加些水，吃稀一些。实在没吃的时，真的煮过树皮。后来我姨妈十一二的时候就去生产队干活，一天三份工。很累，但是分粮还可以，还有发的布票，还可以和没有布票的人换粮食吃。
后来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我舅爷爷坐骨神经痛不能下床，农活的重担就都压在了我姨妈、我舅舅这些十几岁的小孩子身上。我姨妈的腰痛就是那是落下的病根。我姨妈当时还在上高中，一边干农活，一边还要兼顾学业，精神压力非常大，甚至想过自杀。但后来又想想，父母把自己养这么大不容易，还没来得及报答父母就死去，对不起父母的养育之恩，就咬着牙坚持了下来。包产到户后，虽然很辛苦，但努力就会有收获，粮食收获颇丰。
后来她参加了工作，在供销社任职。供销社是那时候类似于百货大楼的地方，给人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商品。根据商品种类不同分为很多部门，我姨妈一直在针线布匹与衣服这部分工作。后来便承包了一家店面，做起了自己的生意。我姨妈告诉我，承包就是自己经营，利润自己拿，亏损自己承担，每个月要给这家店所属单位交一定的钱，该单位还会给承包者也就是我姨妈交养老保险，承包者退休了之后每个月还会有退休金。有了店铺，日子也慢慢好了起来。发了工资就给全家人买布做衣服，那时候刚兴起朱利文布料，我姨妈就给她自己和我妈妈各买了一条连衣裙。钱攒的多了，就给家里买砖盖房子。
但是好景不长，我姨妈所属单位由国营改为私营。经济基础好的还能包一个柜台，不好的就只能被淘汰了。生意越来越难做，资金大的生意越做越大，资金小的就被吞掉了。
我姨妈还给我分享了她上学时的经历。
上小学的时候，是要自己带凳子去上课的。忘记带凳子就只能站着听，学费很便宜，只有一块五，所以大部分小孩还都是能上的起学的。但是那时候上学年龄普遍比较晚，我姨妈八岁才上了小学。后来读高中，要住宿，要在学校食堂吃饭。就要每隔一段时间给学校交一些粮食还有加工费。学校会发给学生相应的饭票，用来买饭。
我还问了问当时的恋爱结婚的大环境是怎么样的，我姨妈说，那时候自由恋爱的人很少，大多数都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她和我姨夫也是。那时候陪嫁的嫁妆是装衣服的大木箱子，还有高低柜。还时兴手表、缝纫机，她那时候手里还算有些闲钱，就自己花钱买了。那是时候的物件质量真的很好，缝纫机到现在还可以用。
由于家里长辈大多已经去世，邵爷爷是我姨妈的公公。小时候因为住的近，所以我和姐姐经常往邵爷爷家跑。他也算是为数不多的，和我们这一辈有很多接触的长辈。
邵爷爷的爸爸当时成分不好，家里是做生意的。文革时期经常被人拉出去批斗，在大会上一站就是很长时间。那时候邵爷爷在外教书，经常不敢回家，不能和家里人联系，家里人怕连累了他。邵爷爷的儿子和女儿，从小就被同学欺负，抬不起头来。上学不能参加学校的先进组织，参加单位没有单位接受。就连他女儿找对象，对方都嫌弃她成分不好。终于最后政策变了，他们才得到了解放真正抬起头来做人。所以国家政策的改变对他们一家来说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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