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胡适主张的“学术独立”为何会失败？

　　胡文辉先生《拟管锥编》中有《曲学阿世》一篇，辑录古今“曲学阿世”之语用，末即引此节，并说：“可见胡适心目中的第一要义，是不能‘曲学’，即不能损害学术独立；即使是出于正当的政治目的，甚至打出爱国旗号，也不能以‘曲学’为手段，使学术沦为政治的面具”。　　“曲学阿世”语，自陈义宁《赠蒋秉南序》一文出，引起注意，也已讲了二十几年，似乎题无剩义，但这则记录，却使问题复杂化。以往用此语不超个人品质范围之外，但这里责尚仲衣已不在个人品质之内。

　　当日尚仲衣被他一语说中，不能反驳，他人亦惊，“举座肃然”。若碰到今日学者，或有善葛藤禅者，必起而反驳：“学术独立真的比救亡还重要？国家亡了还要什么学术独立？”今天看来可能会发生糊涂的问题，当日说者和听众皆有准备，说者一语中的，读者信其所言。

　　但换了另外一种叙述，难保不产生选择性障碍。比较阅读，并非单向，有时候能让你变得更明白，有时候能让你变得更糊涂。

　　读到《那些“到陕北去”的年轻人》一文，署名范雪。文章作者找到一位西南联大学生1938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信里提到学生要不要参与政治的问题，并记下当时联大的口号是：“革命的去，不革命的来，反革命的装算”。所谓“革命的去，不革命的来”指西南联大反对学生掺和政治。信主人说“而且这也是真的”。并有国民党某部视察员的演说辞为证，其云：“上前线的思想错误，死读书成功后再报国的最为理想，遇事一切马虎的也不失中庸之道。”信主人的解读是：“自然，无法生活的去了，留下的大部分是达官富人的子弟，其次也是附庸于此阶层的分子，你说政府能不替‘自己’的子弟尽力效劳以求若辈安全舒适，将来还可步武父兄后尘，光前裕后么？这是我对联大一般教育机关的看法。虽然自知难免过火，却没有比这更适合兄弟目前的心境了（《东方早报》2015年7月9日文化版）。”　　文章作者实际上提出了问题，却不方便回答，于是说：“抗战环境里，究竟西南联大更对，还是抗大、陕公更对，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当然问题也不应该这么问”。这里的“抗大”和“陕公”，是指陕北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青年奔赴延安入学后，课程以政治军事为主，培养行政、民运干部。“问题”能不能“这样问”已不由谁说了算，两则材料对读，迷惑难以避免地产生。

　　西南联大所行、某部视察员所讲，都与胡适所主张学术独立为第一义相吻合，可见胡派主张确实能在当时成主导力量。而尚仲衣所主张，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抗大”、“陕公”所行。这封信的主人，一位平民子弟出身的学生，非前而是后，虽是个人的表达，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两种主张，孰胜孰败，后来看得很清楚。理想派败了，政治如麻风病，学术不能保持独立。但再后来又为胡适预言所中，学术沦为政治之工具后，真是无所不为，比屎都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