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大学图书馆三楼一间工作室内，40多个大小书架上挤满了书，从海南族谱到海南先贤诗文丛刊，目之所及全是海南。这便是海南大学退休教授周伟民、唐玲玲夫妇的工作室。
他们在海南建省伊始来到海南，从此人生中全是“海南”。他们用年迈的双腿丈量海南土地，走遍黎乡渔村，记下黎族文化的传奇；他们以20多年的持续关注，读懂“南海天书”，用无法辩驳的事实告诉世界，南海诸岛自古便是中国领土。
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成就的背后，是两位老教授拿出自己的养老金，一年年坚持研究的结果。
深入研究的背后寄托着对这片土地的深情，深情背后是老人一生不改的信念：“我们愿用所有时光研究海南，奉献海南。”
唐玲玲教授。
逐梦而来
夫妻俩想为海南写“通史”2016年7月1日下午，海南省人大会堂，一位白发老者走上讲台。他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他演讲的主题是：研究更路簿，捍卫南海诸岛主权。他说：“退休不是奋斗的终点，不是奉献的终结，工作生活节奏变了，共产党员的情怀不能变。”这位老人就是周伟民。他被评为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这情怀便是“研究海南、奉献海南”。台下响起敬佩的掌声，为老者，为他不变的情怀，更为他对这片土地的深情。
1987年，海南儋州举办苏轼诞辰890周年学术研讨会。身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苏轼研究会常务理事的唐玲玲应邀出席。从海口到儋州，苏东坡那句“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让唐玲玲感同身受。回到武汉后，唐玲玲便对周伟民讲，海南有多么好。
周伟民出生在广东开平，1953年与唐玲玲一道，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当时文史不分家，周伟民得以有机会听了很多史学课，包括史学大家陈寅恪的课。在其引导下，周伟民对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身为广东人，周伟民对海南的历史有着浓厚兴趣。可当时只有日本人小叶田淳写的《海南岛史》一书，此书是日本人为侵略海南而写，铭记着历史的耻辱。“我们应该自己写一本海南通史来取代他。”
1988年5月，在海南大学校长林亚珉的邀请下，时年55岁的周伟民偕同妻子唐玲玲，怀揣史学梦，登上了建省不到一个月的海南。周伟民说：“自从踏上海南岛，我就把自己当作海南人。我热爱海南，热爱这座文化宝库。”
周伟民教授。
扎根下来
花甲之年研究“海南”课题海南大学图书馆临近东坡湖，透过“周唐工作室”的窗户，能望见碧蓝的水面、休憩的水鸟、茂密的树林。傍晚，夕阳映照，水光潋滟。周伟民、唐玲玲夫妇静静地望着湖面，“东坡”二字总能勾起往昔回忆。
当年苏东坡被贬儋州，即将渡海时，年逾六旬的他老泪纵横，拱手与家人预作诀别，相拥恸哭。而周伟民夫妇俩的到来却是另一番情景，“我们在渡海轮渡上谈天说地，心潮澎湃。”
初到海南，虽然当时基础设施落后，工资不高、住房不好，可大特区的强大吸引力牢牢吸住了周伟民夫妇。说起“落后”，周伟民印象最深的是，那时海口经常停电，停电后所有店铺、单位都拿出小型柴油发电机发电。碰到停电，走在街道上，鼻腔里满是柴油味，耳朵里全是发电机的轰鸣声。但，他俩精神上却是欢愉的。
“人与人的关系特别好。”周伟民说，“当时省里经常组织无主题对话会，大家聚在一起谈话，对话的意见就直接传到省领导的耳朵里，关系融洽和谐。在这样的氛围里，感觉特别愉快、自由，一心想着要好好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
周伟民担任了海南大学文学院的首任、二任院长，推动海大教育水平的提升，并开始追逐年轻时的梦想：海南通史。
对于一个学者，年近六旬转变研究领域是要冒风险的。可周伟民、唐玲玲毅然选择：研究海南。
1989年，周伟民、唐玲玲正式开始谋划海南通史的写作，以及海南文化的深入研究。越深入研究海南文化，周伟民越觉得这是一座有待开发的宝藏。说着，周伟民转身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海南学论丛第一辑。书后附录着，1990年3月，周伟民在《海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建立世界性的独立学科——海南学。
海南学——这一开创性的学术命题，瞬间引起文化界和海南社会的高度关注。
从那以后，周伟民的研究从未脱离“海南”二字，学力最旺盛的岁月皆奉献于此，融入海南通史的皇皇巨著之中。
走遍海南
为黎族文化留存宝贵资料研究海南并非易事，得从最基本的田野调查开始，搜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995年，周伟民、唐玲玲退休了。他们本可以选择含饴弄孙、安享晚年，可他们却拿出了自己的养老金，自费深入黎村，两人约定把海南地域文化和黎族文化研究作为退休生活的全部。
印象最深的是去当年有“海南西藏”之称的昌江王下乡。那里交通不便。在当地，有人病了要抬出去看病，村民收费不论里程，而论重量。因为太胖的人，抬起来沉，得多收钱。周伟民不顾心脏不好，徒步前行，翻山渡河。
第一天晚上住在黎村，村民听说有海口来的教授，格外高兴，“这么偏僻的地方，一辈子也见不到几个教授啊。”村民热情地拿出了鱼茶招待贵客。瓦坛一打开，鱼茶那股奇异的味道瞬间充斥整个房间。好客的黎家人夹起一块放进了唐玲玲的碗里。唐玲玲吃不下，趁夜色悄悄夹起塞进了周伟民的碗里。周伟民无奈硬逼自己咽下去。周伟民有原发性高血压，心脏一直不好。黎族村民知道后说：“鱼茶对高血压、高血脂最有效。”他们劝周伟民多吃点。渐渐地，周伟民爱上了这个味道，爱上了黎村。单是王下乡，周伟民夫妇便先后去过三次，最长一次住了17天。而去白沙高峰村时，二老硬是徒步两天走进村里。
这一走就是近20年，他们的足迹遍布海南，“兹游奇绝冠平生”，获得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黎族文化资料，成就了一本本佳作。这些作品，不仅对于保护、研究黎族传统文化极为有用，而且对于政府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直到前两年，二老走不动了，这才停下来。可停下来又生出遗憾。周伟民说：“还没走够，好多地方要是能多去几次就好了。”他心里着急，“黎族文化正面临着湮没的危险，我要找到保存黎族宝贵文化遗产的良策”。
解读“天书”
为编纂海南地名研究更路簿相较起黎族文化，为更多人熟知的是周伟民、唐玲玲对更路簿的研究。爬梳起来，那是一段持续26年的缘分。
1989年，周伟民夫妇接到任务：编纂全国地名词典海南卷。而要编纂海南地名，茫茫南海287个岛礁沙成了最重要的部分。
很快，他们将目光聚焦到了更路簿。周伟民说：“早在明代初年更路簿便已形成，记载着海南渔民到南海的各种路线，以及岛礁沙的名字。”
然而，由于更路簿是用地方方言记录的，晦涩难懂，有“南海天书”之称。要解开天书的秘密，谈何容易？“我们就做田野调查，去问老渔民。”周伟民跟老伴儿在原来发现的12种基础上，又新找到了12种更路簿，为确定南海岛礁名字提供了可靠依据。此后，20余年间，夫妇二人一点点揭开“天书”的秘密。
2010年，周伟民、唐玲玲再度前往琼海、文昌，挨家挨户拍门去访问老渔民。单是琼海老渔民苏承芬家，周伟民夫妇就去了5次，每次访问至少都是一天时间，问南海的路线、岛礁……
苏承芬很感动，他想不到满头银发的教授，能够俯下身段，一次次来拜访。最后，苏承芬拿出了珍藏的更路簿，细细地向他们介绍南海航行的亲身经历。周伟民接过来，仔细研读，如获至宝，“他的本子里不仅有63条到中沙群岛的更路，更重要的是记载了5条更路到中沙群岛的黄岩岛，这些都是其他更路簿里没有的。”
翻开本子，奔波的疲劳一扫而空。周伟民说：“作为一个有50多年党龄的党员，我要为南海维权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有这个精神支撑，也就坚持下来了。”
2015年8月，在20多年陆陆续续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周伟民夫妇用两年时间潜心写作，26年磨一剑，终于出版了《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一书。该书一经出版便获得各界点赞，因为它为南海维权提供了法理依据和历史依据，为南海研究积累了第一手资料，为中国海洋史研究积累了宝贵史料。
他们的生活
简单得只有专注学术研究比起研究内容的繁复，周伟民夫妇的生活，如同他们的衣着，简单质朴。
如今，二位老人已年逾八旬，工作室里那一屋子有关海南的书籍，就是他们全部的财富。他们一方面把这些藏书及黎族一些文物献给海大图书馆和博物馆，一方面依然坚持每天在工作室待上六、个小时，用于研究、写作，寒暑不易，节假不休。周伟民说：“儿子儿媳不在身边，我们是空巢老人，没有其他嗜好，所以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工作了。”
工作还有很多。“六卷本的《海南通史》及《海南海盗史略》正要定稿，黎族文化研究的三本书，出版社正等着要改定后的书稿；此外还要继续深入研究更路簿，要做系列丛书。”周伟民说，这是压力，也是动力。
这些巨著的每一个字都是周伟民夫妇用笔手书出来，然后再由学术助理陈虹录入电脑。单海南通史就是几百万字，前后六易其稿，每一个字背后都是二老的心血，伏案写作的身影，一个又一个辛劳的晚上。
这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周伟民说，自己和其他退休老人没什么区别，只是自己喜欢学术研究。
陈虹告诉记者，“唐玲玲老师常说一句话，把心放空。她也是这样做的，没有什么杂事能够打扰她，家庭简单、生活简单，只是埋首研究。”
这些研究都是他们用养老金完成的。周伟民算不清，20多年究竟花了多少钱。好在儿女都理解。女儿也是教授，常说：“这样的研究是好事，如果钱不够，我们资助你们。”周伟民心里高兴：“我们生活开销不大，养老金都拿来做研究，也够了。”陈虹说：“他们对金钱没有概念，他们内心平静，潜心书斋。”
今年以来，唐玲玲身体欠佳，前后进了三次医院。9月初，南国都市报记者在工作室见到老人时，她拄着拐杖从书桌前颤巍巍站起来，颇有些歉意。记者坐下后，她又坐到书桌前，透过黑色的方框眼镜，沉迷在文字的海洋。二老相携，穷经皓首，又何尝不是幸福？
他们的希望
年轻学者沿着足迹“走下去”28年来，周伟民夫妇先后协助相同志趣的同志完成了《海南先贤诗文丛书》《海南地方志丛刊》《〈黎族藏书〉古籍资料汇编》《海南碑碣匾额图志》的编纂；撰写了《海南家谱研究和海外移民实录》《海南史传与碑传汇纂》《凡俗与神圣——海南黎峒习俗考略》《中国和马来西亚文化交流史》(已有英文译文，即将出版马来文译本)、《海南金石概说》《南海天书——更路簿文化诠释》《宋氏家族奠基人宋耀如》《宋耀如年谱》《日月的双轨》等十几部专著，为海南历史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一个又一个成就的背后，周伟民、唐玲玲夫妇也有属于自己的担忧：这么多海南文化的资料，究竟应该交给谁，谁能继续从事海南文化研究的田野调查，谁能继承衣钵？两位老人经常谈起此事，可每次都商量不出一个结果。周伟民说：“这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每一次田野调查都很辛苦，需要很多付出。年轻学者不愿意也是可以理解的。”他说，“我希望海南能够留下我做学术研究的脚印，希望能有年轻的学者继续深入田野，继续走下去，研究海南。”
今年7月21日，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许俊专程赶到学校看望二老。他说，两位老教授这种甘于寂寞、严谨的潜心治学精神是广大知识分子学习的楷模。
海南大学也将全力协助两位老教授开展研究活动，并加强他们的研究团队建设，充实研究力量。也许，再过一段时间，“周唐工作室”将不再是孤军奋战。
如今，六卷本的海南通史已初步完稿，那个在周伟民、唐玲玲心中延续了近30年的梦，终于要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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