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制学者吴丽娱：皇权的加强体现在礼的变化之中

　　澎湃新闻：今年年初您主编的《礼与中国古代社会》出版，如何想到编这套书的？

　　吴丽娱：其实这是我们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陈祖武所长的想法。他读了我的《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之后来找我，希望由我牵头组织一支研究礼制的队伍。“礼与中国古代社会”的题目也是他出的。大家谈构思的时候，我说这个研究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题目是一个中心，历代礼制是一个基本点，它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是另一个基本点，总之要体现礼制本身特色和它与中国古代社会各阶段发展的关系。我们不想做一本通论，因为基础研究还不成熟。我设想每个参与者都拿出研究特色，不求全面（也无法求全），也不求保持绝对一致，但上面两点要体现出来。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我们应该怎么理解“礼”，它有哪些特色？

　　吴丽娱：我们在撰写这套书的过程当中，得出一个结论，在中国古代社会，礼是具备稳定性和连贯性的。通常所说《三礼》一般认为是上古三代的遗存，也是古代最初奠定的一些礼仪法则，但在后来的朝代都会得到反映。不同时代所规定的礼制与古礼之间常常存在某种联系。比如关于《三礼》学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周礼，虽然在有些章节提得少些，有些章节则放在较重位置，但轻重之间，不绝如缕，仍然能反映当时制度与古礼关系，找到其中的发展线索和规律。现在有人想复原古代礼制，和现代社会对接，我个人持保留态度。很多复原如祭祀仪式，都是民俗取向，做得相当粗糙。礼有它自己的内涵，按郑玄的说法，礼就是“体也，履也”。“体”是体制，“履”就是各种履行“礼”的行为。在那个时候，他已经体会到礼之为体的重要意义了。这个“体”，我认为它是跟国计民生有关的、整体的秩序。实际上，直到今天，我们的思维方式仍然和古代礼制息息相关，就比如我们现在举办的各种典礼、仪式，背后的逻辑实际上还是受经典那套东西支配的，一定要寻求礼的正典。而且这种思维方式在民众当中的基础尤其深厚，民间很多典礼的思维方式是直接跟古代接轨的。对这种现象，不管你喜不喜欢，赞不赞同，毕竟都是客观存在。有一点我觉得必须理解：礼是中华文化最为基本的概念，甚至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本体。像过去人们常说的“三纲五常”不仅仅是简单机械的行为约束。“纲”与“常”代表的是贯穿全社会的最基本的原则和秩序。理解“礼”的问题，不仅要弄清细微之处，更要从本体上去思考，要从根本的概观和思维方式上去认识，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澎湃新闻：您的《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以讨论皇帝和官僚的丧礼为主，这是为什么呢？

　　吴丽娱著：《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

　　澎湃新闻：青年学者仇鹿鸣在一篇综述中古史研究的文章里说，“葬礼反映了中国古人所有的人际关系之和”，对此您怎么看？

　　吴丽娱：这个评价很准确。中古以降是皇权支配的社会，丧葬涉及的人际关系，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血缘、亲缘关系，一类是等级关系——也就是官僚等级制。我做中古的丧葬制度研究，主要研究这两类关系。我发现，唐代以后，官僚等级制带来的等级关系逐渐压倒了血缘、亲缘关系，亲属关系构建的交际圈受到了官僚等级制的支配。

　　举例来说，某位官员去世以后，要在讣告中给他一个名号。不光要写上他在家族里的行第——这时候是不直接用他的姓名的，我在《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里讲到了用行第来表示亡人这个问题。此外，一定要写上他的官称是什么。这一点必须反映在丧事之中，丧事等级也是根据官品来决定的，不同的品级得到的待遇是不同的。三品以上的官员，有皇帝派遣的敕使来问丧；要是四品、五品的话，一般就是刺史派使或者是州县级官长来慰问；六品以下，等级就更低了。品级还决定了丧事由谁来主持。最高级的官吏去世，由朝廷派人来治丧，叫“护丧使”。而最高等级的葬礼，是皇帝专门下诏给某个官员举办的葬礼——唐代叫“诏葬”，宋代叫“敕葬”。这种葬礼的费用，唐代基本上全都是官给，宋代敕葬有等级分别，有些只是名义，但是对高品者还是有特殊待遇。此外的一般官员，只是按品级给予赙赠，品级越低，官给就越少。宋代除了官员本人，还按职务和品级给予亲属死亡的赙赠。虽然对低级官员而言，参加丧事和葬礼的主要是戚属，但丧事规格也完全由官员品级决定，与丧葬活动有关的参加者也必须与他身份相适。当然，按品级给予诏葬、敕葬的，也包括皇亲。对与皇家有血缘关系的亲贵，诏葬的规定也很明确。其中森严的等级关系，《开元礼》和《丧葬令》完全可以反映。

　　在墓中装饰乐舞壁画的习俗，是中国古代“事死如事生”丧葬观念的产物。图为洛阳孟津县新发掘的五代墓甬道东壁壁画。

　　澎湃新闻：当时是如何形成这样一种看重等级的社会风气的呢？

　　吴丽娱：这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可能和地域有关。《新唐书· 柳冲传》就说过：“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东南地区的风俗重人物、婚娅，还以亲戚、朋友关系作为主导，到了关中、代北地区，就重贵戚、重冠冕了，对门第、品级就更加看重了，这是南北朝以来形成的风气。唐朝政权沿自北朝，北朝风习对唐朝影响更重。

　　更重要的是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从唐代对官员何者为贵的判断就可以看出来。唐初官员等级主要由散官或散品决定。阎步克教授说过，魏晋以来逐渐形成的散官，代表官员身份的“品位”。品位与出身关系极大，《唐律疏议》曾规定，“三品为贵，五品为通贵”，贵与通贵都代表身份，大族社会色彩很强。但是，代表官员职事或职务的“职位”也逐渐开始起作用，升迁的途径要在“清官”、“清望官”的范围之内，最初仍有很强的世家大族色彩。到了唐代中期以后，使职差遣制发展，代表职务等级的四品、六品作为官位标准出现，渐渐取代三品、五品之说，后来更以升朝官、非升朝官来区别官员的性质待遇。个人地位完全由官职决定，朝廷的种种待遇向官职倾斜，使得官品等级越来越重要。

　　当然，其他方面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的逐渐形成。但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族社会的解体和科举社会的兴起。

　　澎湃新闻：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在礼上是如何反映的呢？

　　吴丽娱：在我看来，唐代经学和礼制的变化是非常突出的，而且不像很多人所以为的那样，是从中期开始的，而是从唐初甚至隋初就开始了。我最近读日本学者乔秀岩的博士论文《义疏学衰亡史论》，他谈到义疏学衰亡的时候，认为是隋代的刘焯、刘炫这二刘败坏了经学的风气，导致旧的义疏学衰亡。但我觉得还是孔颖达的《五经正义》起到的作用更大，因为《五经正义》被朝廷作为科举考试的官书，旧的义疏在其中只能反映一鳞半爪，被孔颖达引用的义疏就能留存，没被引用的慢慢就散佚了，因为考试升迁不用，没了实用价值，没人去看。

　　唐代经学的变化还不单是重视章句训诂的旧义疏学的衰亡，同时衰亡的还有师徒授受的家学传统。这种传统在开元以后就彻底消亡了。《旧唐书· 儒学上· 盖文达传》说刺史窦抗对盖文达的学问大感惊奇，问他“就谁受学”，在座的刘焯很得意地回答；“此生岐嶷，出自天然。以多问寡，焯为师首。”意思是如果不介意他实际强于我的话，那么我就算他的老师吧。窦抗则评价说：“可谓冰生于水而寒于水也。”这是个典型的例子，可以看出当时仍有重师学门派的风气，这也是旧义疏学传播的基础。等到家学风气消失，旧义疏学衰亡之后，大家就不再关心师徒授受这层关系了，而是询问出身：究竟是明经呢，还是进士。这一关注点的变化从新、旧《唐书· 儒林传》就可以看到，它是伴随着官学的兴起和科举制形成的。其实南北朝就有官学，但南朝是把老师请到官学里面去讲授。唐代旧的义疏学衰亡之后，学生都去太学、国子学、州县学上课，但老师却不像过去的大儒那样知名，个性也不突出。当然，敦煌文书反映还有地方或者寺院办的学校，但也不是传授家学。

　　旧义疏学的衰亡，实际上从隋朝王通做《续六经》就开始了。从书名就能看出，当时的人们对经典已经开始不满足了，要续写甚至改写经典。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魏徵做《类礼》（也叫《次礼记》），到了开元时得到进一步发挥，有人提出改撰《礼记》，并为《类礼》作义疏。而自贞观至开元、天宝中，也相继出现了很多经典和注疏的改写。像郑玄的一些注释都被否定，义疏就更不用说了，例如唐玄宗有“御刊定《礼记· 月令》”，由李林甫等作注。又有裴光庭等作《续春秋》经传的动议。《孝经》、《老子》也被以唐玄宗名义作注。所以对经典的学习和研究，各时代不同。魏晋和两汉有别，南北朝和魏晋不同，各朝代有自己的理和要求，根据与古代相隔时间的远到了唐代，就是陈寅恪先生说的，要结束南北朝、开启宋元新局面，或者说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与此有关，唐人一方面开始怀疑前人的解释是不是经典原意，另一方面要创造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经典，这样的改经和对义理的追求就超越了章句义疏学的范畴，而与当朝礼制变化相结合。

　　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对文学的重视开始胜过经学。朝廷以诗赋取士，进士出身也大大超过明经。当然，经学没有老师传授就学不下去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经学的基础是大族社会的培养，是代代相沿的家学，属于唐人所说“敦厚浮薄，色色有之”中的“敦厚”。以文章诗赋取士的进士科举却被目之以浮薄。因为它是以文学创作为基础，没有家学和门第作根基。陆扬就说过，唐朝经常形容某些诗人、文士如何天才，对他们的创作表现出无限的崇拜。天才是天赋异秉，只属于本人，而不来自任何传授，更无须依托门派——这就体现出了阶级的区别和社会取向的变化。整个社会对明经和进士态度分明，曾经有着深厚学术基础的经学遭到轻视，发展为背诵经文，考试只要帖经就好，哪儿缺个字、缺句话填上去就算了事，经文本身的意思并不用深究，也不用按义疏学的要求解读章句，明经也就变得不值钱了。反之全社会崇羡进士，力图向文学、天才去靠拢，所谓“浮薄”倒成了追求目标，这些背后，都是社会整体的变化。

　　澎湃新闻：前面您谈到了经学的变化，那么礼制上有哪些变化呢？

　　吴丽娱：就以丧服为例，朝代越往后推移，变化越多，而且是直接改动经典的规定礼条。两晋时，按照礼制规定，庶出的王子王孙和公侯卿士不能给亲生母服三年丧，只能服三个月、九个月。他们实际上经常不遵守这些规定，“庶子为后，各肆私情，服其庶母，同之于嫡”，母服常常乱七八糟，没有一定之规，这其实是一种无奈的反抗行为，表示对自己出身低微而不能给生母服丧的抗议。到了南朝，虽然逐渐地皇子也被允许“皆申母服”，但是经典的规定仍未见更改。丧葬服制是有象征意义的，体现着本人的地位以及对亲缘关系的态度和立场。到了唐朝，嫡、庶子女为母服三年丧已经被礼、令统一起来。武则天更取消了父在只能为母服一年的规定，母服有了根本性、原则性的变化。

　　西安凤栖原发掘的唐名将郭子仪曾孙墓十鹤图。

　　澎湃新闻：这样说来，唐朝是中国礼制发展的关键时期，不仅大规模地改写经典，而且将很多改动制度化了。

　　吴丽娱：这恰恰说明原有的大族社会在衰落之中，最终瓦解；与此同时，平民社会在不断上升，而伴随着这个社会上升的，是皇权。皇帝拥有独尊之位，仰仗于皇权仕进的平民官僚则围绕在皇帝身边。这与士族社会有所不同。那时的皇帝只是士族一分子，受到的批评和约束比较多。唐高宗以后，对皇帝的批评力度小了很多，原来的贞观旧臣遭到排斥。而武则天之所以得以上台，也是皇权加强的结果。这说明皇帝不再受到大臣牵制，有权力决定自己家事。我讨论《开元礼》的时候，不少内容涉及武则天。这是因为《开元礼》的前身《显庆礼》，就是秉承高、武的意志而制定的，许多礼条沿袭至《开元礼》。就拿大臣拜皇后的礼仪来说，北朝是有的，但不像唐礼这么突出。武则天册命为皇后的同时，就有“大臣拜皇后”的专门仪注。按理来说，应该是宫内和大臣家里的女性——即内外命妇——前来参拜。结果按照当时的新定礼仪，大臣也要在上朝听皇帝“临轩册命”之后，再集体到皇后成礼的殿门外等候，然后由领衔者代表全体大臣向武则天参拜并表示祝贺。这种臣服形式体现皇后地位的上升，同时也意味皇权的至高无上。拜陵等礼仪的皇后色彩都很重，也与武则天有关。而武则天登基称帝之后，科举制在她手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任用了更多寒门子弟，也进一步地破除了大族社会的权威。打压大族权臣，伸张皇权，都是她必须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回到前面说的乔秀岩的那本书，我为什么会有不同意见，因为在我看来，一种风气的转变，并不会因为一两个人的个性和行为，真正起到作用的，还是其他的因素。

　　澎湃新闻：说到皇帝，皇权是您研究礼的核心所在了。

　　吴丽娱：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日本学者的研究。皇帝是他们的一个重大的研究主题，很多人也很重视皇帝礼，如皇帝的即位礼、丧礼等等。因为日本是天皇制国家，日本学者研究天皇制的由来、特性的时候，一定要和中国的皇帝制度做比较。他们想要知道自己的制度是怎么从中国的制度演变而来的，跟日本的制度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但是他们往往忽视了皇帝礼和国家礼的关系。一般的看法是，皇帝代表国家，皇帝意志即国家意志。但是，从唐朝以后，皇帝礼和国家礼的分别就比较明显了。其实源头在古代就有。有个古代礼叫社稷礼，说周天子为大众立的社叫太社，为自家立的社叫王社；各个小国诸侯给大众立的社叫国社，给自己立的社叫侯社。百姓只能立大众性的里社，不能为自己家族立私社。后来朝代开始有公社和私社的分别了。私社也是老百姓自己立的，公社就是州县这些地方给立的。事实上，汉代就已经有了国家性质的宗庙和皇帝的私庙之别。北朝隋唐，皇帝都有私庙。宗庙不是皇帝个人的，不能想去就去，更不能带着后妃和太监去。宗庙祭祀是国家重大仪式场合，按照规定，常祀一年五次，还有就是国家举行宗庙祭祀大典，或者禘祫宗庙合祭。皇帝须与朝廷官员同去，其他时候都不可以去。皇帝想要哀悼自己的祖先，还要另建私庙，常由寺院改建。宋代以后宗庙分为太庙与景灵宫。景灵宫集中了祖先的灵位和画像，太监后妃都可以被派去祭祀参拜，祖先的忌日大臣也要到景灵宫祭祀，但性质上属于私庙。

　　澎湃新闻：这样区分公私具体有什么意义？

　　吴丽娱：在我看来，儒家的礼典是公，国家典礼基本上都用这一套，但私礼则与宗教有极密切的关系。我在文章里写到，皇帝的三年丧是私。因为按照公制的规定，皇帝应该以日易月，三年丧事，二十七个月，服二十七天就可以了。此外不能再穿丧衣上朝，不然大臣难以自处。内中的主要仪节包括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禫除。这些祭祀时日就需要行礼换衣服，以示丧服越来越轻，所有仪式集中在二十七日里。但是真正的服丧是三年，官员、百姓都按三年丧，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除。那么皇帝怎么办呢？皇帝私下里也可以行三年丧，也有一年小祥、三年大祥仪式之别。这在前代已有却不突出，但在宋代变成了严格规定、内外有别的两重丧制。一重是国礼的，行于外朝，仪式上是儒家这一套；另一重是私礼的，行于宫廷之内，道教、佛教规定的七七、百日、一年、三年等也合在一处。本来公私分明，私礼只是皇帝一家一族的事。但是愈是皇权隆重、至高无上，这两个层面便愈要重叠，弄得公私不分。例如《大唐元陵仪注》它只规定十三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怎样，就是公礼那一套，但是私礼的记载不明确，大臣需不需要参加，并不清楚。到了宋代，大臣虽不用随同皇帝行变服除服仪式，却要在进名“奉慰”后集体前往寺院行香，这说明皇权日益隆重，把私礼仪式加在公礼之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