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是人的一种心灵追求，但它又不仅仅是信仰。宗教有社团，就有现实社会政治存在，由于其中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诉求，不同民族宗教往往因此深陷矛盾冲突之中。世界宗教与国际政治如何互相牵涉？各大宗教与世界文明的发展又有着什么关系？中国的宗教学应该如何发展？
近日，受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庆60周年之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教授以“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宗教学问题”为题，对上述问题作出一一剖析。
“文明冲突的地方也是文明对话最可能展开的地方”
“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在今天世界各国社会中越加凸显，宗教发展的政治意义开始引人注目，从前的意识形态分歧已不是今天的着重点，不同宗教的政治地位、政治作用应该予以强调。 ”
卓新平表示，有必要对当今世界宗教现状加以了解，对相关宗教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从中可以正确认识中国现状，为科学发展宗教学提供借鉴和启迪。
20世纪初，西方出现文明发展与衰落的理论。施本格勒以《西方的衰落》对西方文明的危机提出警醒，汤因比则在《历史研究》中以涨潮、落潮来描述二十余种人类文明的消长起伏，亨廷顿的八大“文化圈”理论则论述了消长起伏后留下的以基督教、儒教、神道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为核心的五大文明，加之新涌现的三种文明，形成了今天的八大文化圈，而每一文化圈都有相应的宗教作为其核心价值观或文化象征，如西方以基督教，中国以儒教，日本以神道教，阿拉伯、波斯以伊斯兰教，南亚以印度教，斯拉夫以东正教，拉美以天主教，而非洲基督教、伊斯兰教和本土宗教则正处于博弈当中。
卓新平指出，在这种关系中，宗教既与文明冲突相关联，但也是文明对话的最直接参与者。
“在亨廷顿看来，所谓‘文明的冲突’容易在不同文化圈的相交地带出现，而这种地方也是文明对话最容易展开的地方。亨廷顿八大‘文化圈’理论一度受到冷遇，因为在全球化的处境中，这种‘文化圈’的区分仅有相对意义，文化交流或渗透早已突破了文化圈之界。但2001年美国纽约、华盛顿等地发生的“9.11”事件，2005年7月伦敦地铁爆炸案，2015年“11.13”巴黎暴恐袭击, 2016年3月22日比利时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暴恐袭击， 7月14日晚法国尼斯恐袭国庆群众，7月中下旬德国暴恐袭击，9月美国纽约市区爆炸事件等，使人们感到冲突重起。这些暴恐的直接后果就是西方民众开始质疑甚至指责其政府的难民政策，并从对政治冲突之‘冷战’的热议发展为对于文明冲突的热议，亨廷顿等人关于‘文明冲突’的理论再度成为西方政治的文化战略依据。”
卓新平表示：“现在很多问题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没有想到的，但在我们的时代却正在发生，而且这里面就包含着重要的宗教、民族因素。同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因不同的经济、民族利益而导致冲突，使得以往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分歧为之让位，因此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已大于政治冲突之论则成为一个新的时代的审视，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但为何在亨廷顿的八大“文化圈”核心价值中不见佛教的踪影？卓新平指出：“亨廷顿认为佛教在其发源地已经失去了其核心价值的地位，我们知道现在印度是以印度教为核心价值的，故而佛教的外传只能作为‘伟大的传播性宗教’来理解，而不是作为其传入文明中起着核心价值作用的宗教。这一点也提醒了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虽然佛教在中国本土化比较好，已经较早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部分，但佛教本身在中国不能单独承担起反映其核心价值体系的作用，所以我们通常会以儒佛道共构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当代世界宗教冲突都有其历史根源，以目前为人关注的伊斯兰教问题为例，卓新平认为，当代伊斯兰教中出现的一些排外、封闭等偏激发展，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伊斯兰教内部的所谓“原教旨主义”、保守主义、恐怖主义等极端思潮的出头露面，实际上也与西方基督教大国的强势不无关联。“原本一些伊斯兰教国家有自己的政治统治模式，但西方国家认为这是集权统治，不符合西方的民主标准，于是横加干预。结果就发展为如今的现状，不仅没有把这些国家的矛盾解决，而且还引火烧身。今天世界所注目的所谓“伊斯兰国”（IS）之所以产生那么强大的影响，一是因为相关伊斯兰教国家内部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并引起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些极端分子来参加所谓的圣战，包括不少来自西方国家的人都在支持；二是美军占领伊拉克后没有处理好其民族宗教问题，此前萨达姆是作为少数派的逊尼派来控制着什叶派占多数的伊拉克，但萨达姆被干掉后，这种局面被打破，伊拉克出现什叶派占上风的情况，而原来伊拉克军队中的部分逊尼派成员遂成了所谓伊斯兰国的主要力量之一，并形成与外部世界的复杂联系，加之大国的干涉，导致当前的乱局。”由此可见，政治军事战略如果缺乏文化战略的思考，很难达到其预设效果。
伴随这些矛盾冲突，宗教与民族、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也明显出现了一系列重组。伊斯兰教成为中东、南亚等地区人们抵制西方思想文化渗透的有效工具，而西方大量穆斯林移民甚至使伊斯兰教在欧美等地区发展迅速，以致西方社会舆论惊呼，到2050年时伊斯兰教可能会取代基督教而成为世界第一大宗教。
2016年5月6日，萨迪克·汗（Sadiq Khan）成为伦敦历史上首位穆斯林市长, 由此说明西方政要的宗教背景已更加多元化。面对前所未有的变局，国际主流虽然主张不同宗教的对话，但作为政治载体的宗教仍然有着竞争；世界和平共处的氛围虽然有改善，但不同宗教在精神、政治及社会层面上的博弈也更为全面深入。
宗教比较与对话也有着历史文化的关联。以著名的香格里拉为例，折射出西方学者借此阐释西方基督教文化与藏传佛教的亲缘关系。卓新平谈到：“中世纪十字军东征失败后，天主教东传来到中国的一个重要起因，就是当时西方天主教听说东方有个约翰王信奉景教，并传说这位约翰王曾想帮助天主教收复圣地，但是底格里斯河涨水使其军队无法前进，故而并未实现这一目的。西方天主教派传教士到中国的一大动力，就是欲让约翰王信奉天主教正统。这是西方在中国元朝时派人传播天主教的目的所在。此后，西方又传说约翰王这支部派与成吉思汗发生矛盾，并被成吉思汗打败而流落到藏区，形成了其宗教和藏传佛教的混合。这种说法被后来的耶稣会及新教传教士进一步演绎描述，而英国作家希尔顿所写《消失的地平线》就基于此说，该小说描写一架飞机紧急迫降到今天称为香格里拉之地，从飞机下来的人发现那儿宗教和谐、自然生态良好，于是香格里拉就有了社会和平、宗教和谐之世外桃源的意思。西方的藏学家借这一中世纪传说而发表文章阐释公元8世纪到14世纪的这段历史，提出藏传佛教与他们基督教的亲缘关系，表达西方文化对藏族、藏传佛教的同情心理，形成了西方社会的一种舆论和民情。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就需要认真观察和专门研究。”
就此，卓新平提出，“宗教的文化影响力、社会动员力都在加强。很多宗教不仅要扩大自己的地盘，而且要走出去影响世界。我们现在尚未把宗教看做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其实，我们更应该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传统宗教，发挥其文化软实力的作用。譬如曾经为台湾当局打压的民间宗教‘一贯道’，如今是台湾最大的传统宗教之一，不仅以中华宗教文化之名在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播，而且还成为当前海峡两岸重要统派的声音之一。我们对这种发展也应该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
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
宗教学建设应从“险学”至“显学”
1873年，马克斯·缪勒的《宗教学导论》发表，由此使宗教研究慢慢脱离神学影响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20世纪初以来，我国学者陈垣、陈寅恪、汤用彤等人也开始以一种独立、中立、客观的立场来研究宗教，此乃宗教学方法的本真。自1963年12月30日毛主席关于“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批示以来，世界宗教研究所建立，全国高校及地方社科院自改革开放以来也相继出现一批研究宗教的机构，这标志着中国建制性的宗教学研究出现。
一直以来宗教学研究继承并保持着上述前辈学者冷静、客观的态度，但社会认知并不完全如此认为，仍有人感到似乎研究宗教就是要坚决批判，否则就是回到了“宣教”立场，相关偏见仍有市场，从而干扰了学界宗教学科的顺利发展。
卓新平表示：“宗教学仍需妥善处理好所面对的宗教信仰问题。有人指责宗教学就是为宗教‘说好话’，其实质是‘学术传教’、‘文化传教’。这种指责混淆了研究宗教与信仰宗教的区别，宗教学科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科学性在此被歪曲。其结果是宗教研究的社会氛围被恶化，宗教学的研究者也不得不面对忍辱负重、步履维艰的困境。就当前的现实需求而言，宗教学对于边疆以及开放地区的文化建设是不可或缺的，对于警惕和有效防范境内外分裂势力以民族、宗教方式对相关地区渗透、分裂也起到重要作用。从事民族宗教工作，应该具备必要的宗教学基本知识。”
受现实需要的影响，目前的中国宗教学探究侧重实践性、应用性，研究课题亦受政治局势发展的引导。这当然是需要且必要的。但卓新平也进而指出：“这种‘思想库’、‘智囊团’的功能虽然重要，却不是宗教学学科体系的全部。宗教学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宗教学体制、体系的建设以及独立发展还需要在现实关注外有所超越和超脱。宗教学作为学科发展，应重视并加强其学科自身的系统性、整体性、科学性。当下，宗教研究所和各个高校尚未形成体态完备的宗教社会学、宗教哲学、宗教心理学等宗教学的支撑学科，现在只是集中在宗教学的历史研究和各宗教的专史研究，未把学科整体展开来系统研究。故此宗教学的建设和发展还需要靠学界持之以恒的努力，以及社会舆论的支持，将宗教学作为中华文化复兴、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构成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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