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到来的时候，没有迹象表明，这将是清帝国最后的一年。这一年在隆裕太后万寿圣节的歌舞升平之中开始，却又在她颁布的一纸退位诏书中结束。这一年春天，同盟会精心酝酿的黄花岗起义以失败告终，全国革命形势正处于低谷时期，然而6个月后，在湖北武昌，一支普通的“汉阳造”步枪射出了一发改写历史的子弹，引爆了全国的革命激情，这场未经策划的革命常被历史学家用偶然来形容，即使在有心栽花的同盟会领袖看来，也颇有无心插柳之感。正如孙中山所言：“成功之速，出人意料之外。”
后人对辛亥革命这一段历史只需“武昌首义，各省独立，清廷退位”寥寥十二字便可概括，很少有人对这段历史有深入的了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具转折性的一年，它的产生是晚清数十年历史纵横交织而产生的。祝勇在《辛亥年》中将晚清到民国初年的历史展现在读者眼前，线索复杂，矛盾纷繁，令人思绪凌乱。
百年之后，读完这一段往事，依旧感慨唏嘘。对于这一场革命，假使抛开2000多年封建帝制的终结不谈，我想，它的意义便实在大打折扣了。辛亥之后，中央政府的权威削弱，直接导致地方省份各自为政，这种现状直到1949年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改变。在这一期间，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割据混战等事件使得历史倒退，革命的成果荡然无存。
面对困境，统治阶级并非完全自甘沉沦，然而旧制度的优汰劣胜性和矛盾性决定了。 在一次御前会议上，慈禧太后两度垂泪，她哭着说：“我实在不知道该怎样才能救大清。”百年之后读到这一段话，实在让人惊叹。这种矛盾在慈禧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她明知国家积贫积弱，却不改奢华本性，她决心推进立宪，却把手中的大权紧抓不放。而在年轻的摄政王载沣监国后，国家军政大权基本集中在一群未经世事的少年权贵和只会贪污敛财的庆亲王、那桐等人手中，政治环境似乎并没有因为载沣的出现而变好，反而进一步在恶化。
腐朽的政府永远是革命的催化剂。在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实施新政”的时候，全国上下欢呼雀跃，在预备立宪的资政院开院典礼上，议员高呼“大清帝国万岁”的掌声经久不息，但就在清政府宣布“皇族内阁”出台的那一天，舆论一片哗然，而这个内阁成立发布的第一项政策便将清政府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铁路国有。曾经沉醉于君主立宪的杨度宛如被当头棒喝一般。就像书中所说的那样，杨度或许会想起孙中山曾经在东京对他说的话：与清政府谈改革，无异于与虎谋皮。清政府以它犯下的一个又一个巨大的错误证明了革命的正确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朝廷是革命事业最大的支持者。
处在辛亥变局中的人，有的欢喜，宛如看到了新的希望，有的悲伤，似乎将要步入万丈深渊，当事人的心情有时很难被今人深刻体会。在电影《辛亥革命》中有这样一幕场景，面对是否退位的抉择时，王公大臣们互相推托，隆裕太后用铿锵有力的语气谴责一番之后，几乎高声尖叫着吼道：“退位！”这一幕固然富有艺术效果，但编剧人却没有将人物真正的内心世界刻画出来。隆裕并非慈禧，以她的才干和性格，在面对朝代更迭这等大事的时候，她唯一能做的和会做的仅仅是流下痛苦的眼泪。没有谁希望国家会在自己的手上毁掉，我想，她的心情和崇祯皇帝在景山自缢时绝望而悲伤的心情大概是相似的。一年以后，隆裕太后在悲伤之中离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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