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张爱玲、钱钟书的人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上世纪60年代最早向英语世界介绍中国文学，并发掘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重要作家。

　　生于上海，长于苏州

　　夏教授祖籍苏州，江苏吴县人，祖父和大伯早逝，祖母孙氏独自抚养三个子女。其二伯在上海开当铺，姑母嫁尤姓人家，父亲夏大栋（柱庭）先生排行老三，曾入萨镇冰办的商船学堂，读了三年，在浦东的银行做事。 他生在黄浦江对岸的浦东，对岸就是十里洋场的上海。夏教授生于1921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十一日），四岁时才与母兄返回苏州。 对于这从三国以降就英彦如林，又有水乡塔桥园林之胜的苏州，他“并无好感”：街窄，早晨收水肥，臭气冲天，一般居民懒洋洋的，旧屋无电灯设备，靠几盏洋油灯暗黝黝的……冬天又冷，以手炉脚炉取暖，令他心中，老大不愿意。 母子三人，当时住桃花坞母亲何韵芝女士娘家的老宅，父亲在上海交通银行工作，周末返家。他读只收男孩的桃坞中学附小，六年级下学期迁庙堂巷夏家，转学到兼收少数女孩的苏州中学附小，他见坏男孩欺侮女孩，就开始侠骨柔肠起来。 上课两周，“一·二八”战事发生，父亲接他们母子住到了银行宿舍。此后停学半年，他在上海看戏看电影，当然也看些书报，九岁起便已读了《三国演义》四遍，李涵秋的《广陵潮》《施公案》和林琴南的翻译小说等，就是在上海为消遣而看的。随后他与母亲回苏州上纯一初中。 夏教授高一时在沪江大学附中读了一学期。因父亲去南京从事保险业（后为中央饭店经理），他也转学至南京青年会中学，念了一年半。 刚建都的京城舒服宽大，一派新气象。“七七事变”时，父亲将全家送回上海法租界，而自己到了大后方。他回忆父亲从商时，因老实被派到贵州、仰光等地，也不会走单帮的门道，始终很穷。 银行经理并非小职员，生活拮据倒是令人意外。但夏老说：“小经理是帮人做事的，又不是董事长。” 哥哥夏济安是长子，同父亲冲突多些。夏济安日记提及父亲吃喝嫖赌，使母亲不快，所以他在出版序言里，非辩白不可。他认为哥哥不免苛评了。父亲吃饭穿着并不讲究，商界陪人到堂子吃花酒是正常的，麻将常打亦是社交，不能怪他。 母亲守在上海、苏州，培育儿女，实在艰苦，但接近抗战胜利父亲返乡，除1946年曾前往台湾一阵，未再离开家乡，父母在晚年感情很深厚。

　　考上留美奖学金

　　夏教授1942年毕业于沪江英文系。父亲觉得凭他的英文可在保险公司做英文秘书，不过他从未学过商务英语，在公司待了两天就不干了。 后在街上巧遇同学，受邀到光耀中学代课教高中英文，教了不到两学期，深感物价飞涨，零用钱都不够，妈妈就鼓励他去考海关，故而胜利前他曾在外滩江海关工作了一年。 他哥哥1943年11月离沪到内地，1945年任教于西南联大，他则一直在上海陪伴母亲妹妹。 1945年，夏教授父亲的商船学堂老同学、后娶夏家别房小姐的姻亲徐祖藩，被任为台北航务管理局局长，即把赋闲在家的夏教授带到台北，做了十个月航务专员。 其实他对职司的事务一窍不通，在办公室无聊得很，只好常读书，最糟的是他学会了抽烟，读书时还会接连抽，抽了四十多年，想着可怕，担心贻害终生，直到80年代初才戒掉。 宿舍无书桌，他只好上街乱跑或在蚊帐里看书，倒也读了《汤姆琼斯》《白鲸记》《文艺生涯》等二十多种书。 1946年9月底，他随长兄夏济安由沪乘船至北大任教，住在红楼宿舍，致力于当代英美批评、德文，写了有关布雷克（W. Blake）的论文等。 胡适校长上任，纽约企业巨子李国钦设立了北大文理法三个留美奖学金，讲师助教均可参选。他哥哥非联大嫡裔，他又靠其兄面子进北大，人事上一无关系，能有此出国机会，两人当然不肯放弃。 参选需交英文论文及当场作英文作文“出国留洋两回事”一篇，他因研究布雷克论文脱颖而出。英国的大批评家燕卜孙（William Empson）那年重返北大，在外文系任客座诗人，会同文科各系审阅，对此文大为赏识，并认为远比其他参与竞选的论文高明。没有显赫人事背景而以八十八高分问鼎的夏教授，中选全凭真才实学。 而后，出国手续延宕，1947年11月末，他终于抵达欧伯林学院（Oberlin College），并在那里住了一周，往附近学院听了名诗人、新批评派的鼻祖蓝森（C. Ranson）［泰德（A. Tate）、布鲁克斯（C. Brooks）、华伦（R. P. Warren）等人都是他门生）两周的课。 蓝森看了他有关布雷克和多恩（J. Donne）的两篇论文，对他也很赏识，把他推荐给刚任教耶鲁的学生布鲁克斯。经蓝森和燕卜孙二位名诗评家力荐，春天他就前往耶鲁攻读英文硕士和博士，1951年12月获得耶鲁英文系博士。

　　在此之前半年，他就开始协助政治系饶大卫（David N. Rowe）编写英文《中国：地区导览》手册，负责文学、思想、大众传播等篇章，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竟无一部像样的书，因此即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得到三年奖助费，在耶鲁以英文系研究员名义，有魄力地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 1961年，《中国现代小说史》在耶鲁大学出版，此书奠定了他汉学界评论家的声望。同年他应邀去匹茨堡接柳无忌教授的缺。 王际真教授因《中国现代小说史》而赏识他，1962年他被聘为哥伦比亚大学长俸教授。1991年，夏教授自任教29年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荣退，在他和王德威的用心经营之下，哥大已成为西方汉学研究重镇。

　　与钱钟书之谊

　　钱钟书当年就从北大图书馆借阅过《中国现代小说史》，他评论此书：“文笔之雅，识力之定，迥异点鬼簿、户口册之伦，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传世。”推崇其鬼斧神工。 钱、夏之交谊，毕生只不过会面三次：早年见过；第二次是1979年钱钟书访哥大；再就是1983年，夏教授乘韩国开会之机应钱先生之邀去过复旦大学。夏教授能得狂放霸气的钱先生相重，纯是“意气相投，文气相通，同气相逑”。

　　《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后，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日新又新，方法上也是五花八门，从鸳鸯蝴蝶到新感觉主义，从晚清“被压抑的现代性”到世纪末的“后现代性”，不一而足。 21世纪已经开始，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也绿树成荫，较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成为一门显学。 当夏教授被询以“您的批评，归类为哪种批评”，他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批评只有好的批评和坏的批评！”联想到他与颜元叔、唐德刚、普实克（J. Prusek）等均有过大笔战，仔细询问，他却淡然地笑笑说：“都不是我开的头，他们要挑衅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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