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需要最及时的时候，我读到了这本《重新发现社会》。 《重新发现社会》提到了这样一部影片，名字叫做《帝国的毁灭》。于是我又虔诚地观看了《帝国的毁灭》这部电影。这部电影给了我极大触动是人性化了的希特勒。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希特勒不是恶魔，只是普通人。他的恶是众人合力的结果。没有谁天生就是独裁者。或许，只有透过《帝国的毁灭》里由魔鬼还原为人的希特勒，生活于今世的我们才能真正回望历史的深处，体味个体在群体迷狂、巨浪扑来之时的无力与渺小，体味什么是时势造英雄也造独裁者。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当历史翻过这血腥的一页，当活着的人们只是简单地在精神与肉体上将一个束手就擒的纳粹头子揪出来示众，从历史的废墟中引渡到现实的广场，让他为一个时代的错误负全责。实际上，希特勒只是成了所有德国人的替罪羊。当年迷信纳粹主义的那一群人，不仅屠杀了犹太人、波兰人、法国人、英国人……在他们选择纳粹主义理想并且甘愿为之献身的时候，杀害他们自己的断头台也已经竖起。希特勒通过选举上台，德国人民将他奉为国家的象征，“问世间国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人们为自己并不理解的国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回到熊培云先生的这本《重新发现社会》。 单从书名来看，最契合主题的是这本书的前两章：“国家与社会”和“经济与社会”。熊培云敏锐地意识到“社会”是理解当代中国的关键词。至于何谓“社会”这个很难定义，熊培云也没有去为之定义，但整体上是放在“政治国家/市民社会”这种二分法的框架去理解的，只是在少数情况下采用了“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分法。正是在二分法的基本框架下，我非常同意他对当代中国改革历程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在国家和个人之间重新发现社会的过程，我们必须继续加强保卫社会，免受国家权力的侵袭。这一点无论左右都无太大分歧，当然那些国家至上主义者除外。一本书之好与不好，不在于它有多深刻或者里面充斥了多少生僻的专业术语，而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了时代的问题和需要。面对一个胃病病人，你带来的高血压药再高级名贵也无济于事，而《重新发现社会》，则是给一个胃病病人带来了胃药。我们再读一下书名，更觉疑惑：社会需要被“发现”吗？难道“社会”不是无处不在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你现在还是太幼稚，你走上社会以后就明白了……”，或者“现在社会上这么乱，你做事情可千万要小心谨慎……”在这些话中，“社会”是一个尔虞我诈的名利场，一个乌烟瘴气的垃圾堆，一个暴露人性败坏的照妖镜。但是，熊培云提醒我们，社会还可以是别的。社会还可以是什么？ 社会还可以是陈光标，08年汶川地震后迅速组织挖掘机赶赴现场救灾的企业家；可以是“红色推土机”，歌手周云蓬为失明儿童筹款而制作的民谣专辑；可以是“立人乡村图书馆”，以公民教育为目的的民间公益组织；可以是“亚洲动物基金”，呼吁停止虐待动物的民间组织；可以是微博，给在暴力拆迁中家破人亡的钟如九一个平台的网络空间；可以是豆瓣，爱书爱音乐爱电影的人们交头接耳的网络广场；可以是“单向街”，每个周末组织文化沙龙的小书店。总之，社会也可以是熠熠发光、温暖、并对弱者无限耐心地俯下身去的。而这样的社会之所以需要被发现，是因为社会这个“秘密”往往被国家的光芒所笼罩。在一个国家至上的传统里，社会的自发发展总是被视为病毒，需要被围追堵截。社会的声音和组织往往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国家的脚掌就黑压压地踩了过来。在这个传统里，“国家”不但肌肉发达、力大无比，而且在道义上也总是可歌可泣。一切与“国”字站在一边的东西都是天然正确的，爱国主义，国学，精忠报国，以至于给孩子起名字都常常是“建国”、“志国”、“卫国”等等慷慨激昂之词。相比之下，社会则象是个面黄肌瘦、发育不良的孩子，一不听话还要被拎起来打一顿屁股。在这个传统里，成立民间社团要面临重重关卡，出版发表要遭遇层层审查，请愿示威可能被视为滋事生非，举办活动则不小心成了破坏稳定。这种对社会的发展处处设防的思维，成龙先生一言道破之：中国人是要管的。虽然我们的传统里也时不时冒出“民为贵”、“仁政”、“以民为本”这样的字眼，且不说这些美丽的字眼有多少在历史上化为实践，所有这些字眼里透出的那种家长式的施舍气息，都让忍不住想问：对不起，可以不烦劳您为我们做主，而让我们为自己做主吗？ 这样的请求国家感到很为难。“我可以为自己做主”，意思是，如果国家不为工人设立一个工会，也许其实，工人有能力为自己组织工会；如果国家太忙了顾不上照顾艾滋病人，也许其实，可以放手让民间组织去援助而不必垄断善意；治理腐败未必需要仅仅依靠“反贪局”，也许其实，还可以批准民间自发成立财政监督组织；对付地方政府的暴力强拆，未必只能靠中央的“三令五申”，也许其实，民间的一些维权组织和律师也有自告奋勇的觉悟。所谓“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大约说的是中国人中颇有些刁民暴民，历史上农民起义里这种暴民形象也屡见不鲜。但这与其说是体现了中国人的某种民族性格缺陷，倒不如说是体现了国家长期压抑社会的后果。正是因为国家不允许有组织的公民社会出现，高压锅的气阀一旦被冲破，无组织的暴民现象就会间歇性爆发。在这个意义上，暴民和顺民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国家的阴影下，它们都是“一盘散沙”式社会的表现形式。但在暴民和顺民之间，还可以有不卑不亢的公民。在一个公民社会里，人们在公益的引力下不断编织流动、交叉、细密的人际网络，既可能监督政府，也可能疏导民间积怨。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进步在于通过市场化转型发现作为个体的“我”，那么中国下一步的挑战则是如何给社会松绑，通过重建社会来发现作为集体的“我们”。《重新发现社会》的核心意图，就是重新定位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熊培云感慨：“问世间国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他自己的回答：国家仅仅是个国民谋求幸福的工具而已。那种把国家无限神话化的“拜国家教”，往往不过是统治家族、利益集团、阶级自我神话、稳固权力的遮羞布而已，根本上颠倒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在这本书里，围绕国家与社会的博弈，熊培云谈了物权、税权，谈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谈到了孔子，谈到了章子怡，而这一切都与公民社会的建立息息相关，有公民意识的生发、培养息息相关。他的文笔非常优美，并非书斋里学究气十足的文章，他毕竟当过记者，又是专栏作家，多年的历练使其文字张扬着一种活力，没有说教，充满了幽默，但是讽刺起来却也是辣味十足，而最关键的是，他不是为幽默而幽默为讽刺而讽刺，他的每一次落笔不仅仅是针砭时弊，更是对建立公民社会的期许及对不足的批判。相较之下，梁文道的《常识》着眼于一事一物的评判，而熊培云则上升至理论的高度——或者说是理想的高度，视野更加开阔。其实，国家没有必要遮蔽社会，社会也没有必要对抗国家，二者完全可以相辅相成，共谋国民幸福。国家在保障社会的安全、秩序、基本福利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但正如杀牛刀无法用来做心脏手术，大卡车无法穿越小胡同，国家这架大机器对于应对社会毛细血管里的具体问题还是过于庞大笨拙，“重新发现社会”，就是恢复我们作为一个公民共同体的敏感、灵活和丰富。民众在被长期剥夺公共事务参与权之后公共意识的萎缩。我们常常听到人们指责国人冷漠。其实，一个长期被禁锢在轮椅上的人，我们很难指责他肌肉不够发达。 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时代，你不能以关爱的名义把一个人禁锢在轮椅上，因为轮椅上的人已经“发现”了自己的双腿，他要站起来。 问世间国为何物？让我们重新发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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