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想再见铁怡。在2016年8月，在茶馆，在咖啡厅，在家乡夏风习习的林荫道旁。慢慢地品，慢慢地聊。然而，离别时易，见却无期。铁怡61岁的人生，定格在家乡的墓园里。
青白色的墓冢，青白色的墓碑，青白色的一本书，摊开在墓碑前。一眼冷冷寂寂，唯有他的烫着金的名字，带着色彩，带着温度，淡抹着阴阳两世的边界，拂动着墓里墓外气息的回环，交融。
铁怡一生与光相伴。从出生，到离去，无论身处逆境，顺境，无论生命蓬勃，衰微，他始终寸心有光，寸心如光。
我们相知于小学的六个年头。
他瘦瘦高高，坐在班级最后一排，因为鼻子大而坚挺，同学亲切地叫他“铁鼻子”。担任出头露面的班级体育委员，却少言寡语。
同学们说笑嬉闹之时，他常常侧着头，眉微蹙，望着一点，一动不动，那一刻，就像一尊著名的大卫雕像。世界雕塑大师米开朗基罗雕塑大卫的时候，表现的是年轻人要挣脱中世纪桎梏的思考。铁怡在想什么？没人知道，但很多人知道，小小的铁怡也身披着沉重的枷锁。
他的父母是解放前的大学生，一个学工，一个学医。夫妻双双高挑端正，温文尔雅。拥有父母良好的基因和教养，铁怡从小就沐浴着灿烂的阳光。然而，1958年，铁怡5岁时，身为我国铁路车辆制造龙头企业的副总工程师的父亲，因言生祸，被打成右派，后因辩解，被定为反革命，判三年徒刑。父亲本就是地主出身，加上反革命罪行，铁怡一家，像所有“黑五类”家属一样，被政治探头围追堵截，不得安宁。
作为小学生，我们恍惚知道铁怡家摊上大事儿了，很少去。但依旧喜欢他，佩服他。
据说，在他家里，课外书最多。墙上挂着透明的袋袋，孩子们被评上三好学生，就把证书插进属于自己的袋袋展示，还要在妈妈的陪同下，到照相馆拍一张二寸照片，以示纪念。孩子们争着进步，比着学习，骄傲地捡数着、珍藏着自己的光辉形象。他们坚信爸爸的话，知识是一个人的未来，社会的未来。
铁怡好学，会学。话虽不多，但老师或者同学问及学习，他会轻声细语娓娓道来。从三年级开始，我坐在他的前桌，喜欢课间、自习时间，能回身和他商讨难题，求教未知。
毕业那年，少男少女们春情萌动。有人盯住班干部乱点鸳鸯谱，既是乱点，没人理会。一日，坐在我旁边的班花，递给铁怡一个纸条。片刻，铁怡手指颤抖着把纸条交给我。纸条的大概内容是：要毕业了，以后咱们多联系。不管班花意欲如何，铁怡吓坏了，垂着头，不停地用眼角瞟着老师的背影。我极其诧异，班花看中的，牛人啊！怕什么？
一个少年，谨言慎行，当属另类。有人说铁怡高傲，孤冷，我也曾这样误解，直到自己的爸爸也成了反革命，我才理解铁怡的心境。“黑五类”子女，被边缘，被歧视，被欺侮，是命数，绝不乱说乱动是唯一抓得着的盾牌。
在不见天日的漫长岁月，铁怡像周杰伦歌里的那只蜗牛：历经的伤都不感觉痛，重重的壳裹着轻轻的仰望，一步一步往上爬，总有属于它的天。
中学，停课闹革命。他在家里悄悄地自学初中教材，将英语学习延伸到高中、大学，还翻译了一些感兴趣的文章。
一段时间，国家提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口号，铁怡倍受鼓舞，他在同学面前，大段地背诵毛主席语录，高声教唱革命歌曲。但是，革命队伍非常警觉，不许他加入红卫兵组织。爸爸心痛，愧疚，提及“黑五类”子女和家庭决裂的话题。铁怡摇着头，坚定地对爸爸说：“你永远是我的爸爸！”。
毕业来临，政治审查是分配工作的唯一标尺。家庭政治清白且个人表现好的，进大型企业，守护钢铁阵地。铁怡和一些家庭政治不清白的人，被分配到医院，守护健康和生命。
颠三倒四的社会政治，歪打正着地为世人推出一名好医生。能和妈妈做同行，铁怡满足，他将聪明才智全部投入到工作中，业务水平突飞猛进，不满二十岁，已经独当一面，在业界小有名气。
到了成家的年龄，立业的辉煌难当家庭政治的阴影。我在遥远的农场，听说一个小学同学被介绍给铁怡做女朋友。这个同学是班里挂号的笨女孩。然而，笨女孩的家长不同意和“黑五类”家庭结亲。我为铁怡不平了很久。最终，做了铁怡妻子的，是一位家境窘迫的商店营业员。
七十年代末，国家拨乱反正，遭遇政治迫害的人得以平反，而铁怡的爸爸迟迟未得到平反的消息。面对着冷漠的工作人员，心急的铁怡妈妈恳求：“他还拖累着家里的四个孩子啊！”这句话，倾吐了多少家庭的苦水。
当公允的阳光，无遮无挡地洒在身上，铁怡心里的阳光被折射给世界，释放出更加绚丽的色彩和透心的热度。
二十三年前，我离开老家，调往广州工作。临行前，铁怡夫妇设家宴为我饯行。席间，他依然话语不多，但几次嘱咐我：“走得那么远，一定要保重身体”。一次，我们通电话，确认是我，他兴奋地冲口便说：“我女儿在传媒大学读书，和你同行哎，当记者！”言语之间，流露着父亲的骄傲和挚友的敬重。
前几年，医院经历大变革，铁怡领导的科室面临着创收难题，他茶饭无味。爸爸安慰他：“别愁，我包你的生活费。”铁怡少见的激动起来：“我那二十来号人谁包？”
铁怡安静、温和的躯体，裹着永恒运转的宇宙，这宇宙生成、传递的能量，令人惊讶。疾病折磨三年，体重下降过百，他依然执着地拥抱人生，依然虔诚地企盼医学奇迹，在生命的最后时日，他还在问妈妈：“有没有新的办法？”
知道，我的出现会触碰伤痛，但为铁怡，为自己，我探望了他的87岁的母亲。老人依然秀丽，端庄。几本褪色的铁怡爸爸的任命书递到我手里，其中有国家机关颁发的。她为故去的才华横溢的丈夫骄傲，为四个自强不息的儿女骄傲。离别时，我向她伸出手说：“替铁怡拉拉妈妈的手吧”。两只手紧紧地握着，我们都流泪了。
铁怡墓前，我静立默祷，将一束纯白的菊花摆放在那本书上。阴沉半日的天突然放亮，满布的乌云向四周极速漫卷，天际中央露出一片湛蓝，拨云而出的太阳，依着蓝天将灿烂的光洒在书上，洒在与书耳语的鲜花上。奇异的天象让我惊讶，莫非太阳在履行承诺：只要铁怡醒来，它一定赶到。
“人生本没有意义，你要给他什么意义，它就有什么意义。”胡适的这句话，一定印刻在铁怡墓前的那本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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