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问了一个敏感的问题......”一头银发的Petra Hardt女士脸上露出迟疑的表情。
此刻，我们正坐在柏林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会议室里，这家德国最富盛名的文学社科出版社旗下拥有黑塞、布莱希特、哈贝马斯等超级巨星级作家。
作为版权部亚洲区的负责人，Hardt与中国打交道超过20年，在她滔滔不绝地向我们回顾了黑塞、布莱希特这些德国作家在中国翻译的黄金年代之后，我不合适宜地提了一个问题：
“中国作家在德国的翻译情况怎么样呢？”
Hardt陷入短暂的迟疑，在这个间隙我的目光扫过这间会议室。这是一间东德时期遗留下的建筑物，典型的苏式办公楼，如果没有墙上这家出版社社长西格弗里德·温赛尔德（Siegfried Unseld）的黑白照片，我会以为我们正在中国某老式国营出版社的会议室里。在Hardt的斜后方，玻璃橱柜里静静躺着一封手写信件，上面写着，“苏尔坎普出版社，这是我唯一想要相伴终生的地方。——布莱希特”
房间的四周环绕着白色书架，全世界最耀眼的一些名字赫然在列：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以色列作家奥摩司·奥兹.....正前面书架上的一本书尤其醒目——奥兹的最新小说《judas》，中文世界还没有它的译本，德语世界反应如此迅速。全德每年引进版图书份额占12%，但是在苏尔坎普出版社，这个数字达到了30%。
“我可以开诚布公吗？”Hardt在短暂的迟疑后试探着问。
“当然。”我已经显得有些迫不及待。
“我们当然非常愿意更多出版中国作家的书，但实际上在我们出版社输出和引进的比例简直是太不合理了。”她坦率地说。有数据显示，中文翻译图书在德国市场引进版图书中占比仅为0.3%，引进前三位分别是英语、法语和日语。
“下面我想讲讲原因。”显然她开始准备说真话了，“首先，罪魁祸首是德国的汉学家们”，她率直地指出，“在中国的日耳曼学家往往是具有现代意识的，他们在思考中是不带意识形态影响的，德国的汉学家至少最重要那些以前在东德受到教育，他们给我们推荐书很难真正去出版，到现在为止我也不认为我们有汉学家可以抛弃意识形态给我们推荐一些好书。”
在德国，不仅是汉学家，媒体也常常被指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这可能和德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二战”和前东德有关。汉学家白嘉琳（Karin Betz）就曾经说过，“对媒体来说，快速下个政治结论是不费力的；费力的是，把一部文学作品从头读到尾，然后做出文学性的评价，这得下真功夫。”也因此，在德国市场，一些“异见者”常常会得到读者和媒体的青睐。
当然这样的判断也会遭到一些德文媒体的反对。在《柏林日报》的办公室里，当面对“强烈的政治倾向会不会影响到对中国文学的报道和认知”这样的问题时，他们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当然我们的政治报道经常是具有倾向性的，但是我们的文学版或者书评版都有自己独立的判断，我不认为政治会影响到他们的判断。但是中国作家在德国确实关注很有限，大概是因为翻译的语言风格我们很难接受吧。另外，文学上大概还是有一些欧洲中心主义，我们不仅看中国文学很少，看很多别的地区的文学也很少。”一位资深的中国报道记者说。
文学上的欧洲中心主义，固然是一个很好的说辞，这也是很多中国作家、读者对世界文学格局的基本认知，这样形成的结果也显得理所当然：世界不搭理你，你也甭一厢情愿了。但是，在一些诸如Hardt这样更具世界眼光的出版人那里，他们并不天然对中国文学持有某种抗拒性，相反他们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但是缺乏一个“靠谱”的中文世界的文学导览者，显然德国的汉学家迄今还无法承担起这样的角色。
“很多时候，你要知道，做生意这件事情，其实是看人，只要那个人在，事情就能做成。”她的语气显得很诚恳，“另外，在中国的对外文学推广上，还是需要有一些策略上的改变。有很多事情你们可以做，但是你们并没有做。我想这正是你们这一代年轻人需要去改变的地方。”
以德国的对外文化推广为例，为了推广德国的作家和作品，相关机构一年四季马不停蹄，“我们会带着作家去和当地的年轻人见面，拜访奖学金互换项目......而中国作家只是把版权交给美国、英国的版权经理，认为这样就可以卖出去肯定是不行的。就我所知，一些很小的国家，比如冰岛、斯洛文尼亚也在按照国际的，专业的规范去推广他们的作家。”
如何按照国际专业的规范去推广一个国家的作家，对于中国而言还是一个新鲜的课题。在今年刚刚结束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主宾国荷兰与弗兰德斯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荷兰语或许是比中文更小众的语言，而用我一个文学研究者好朋友的话来说，弗兰德斯历史上就三个作家，或许连他们自己人也不知道自己有哪些作家，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小众的国家在书展上的表现让人惊艳。
走进主宾国的展台，就像走进一家剧院，刺眼的白昼和喧嚣的噪音仿佛立马被隔绝在外了，四周是用柔和的屏幕营造出的海岸，就像走入一处静谧的海滩，散落着慵懒的躺椅。躺在椅子上小憩一会儿，会发现海水的色彩和波纹每一秒都在变化，甚至能感受到海风吹拂，夕阳西下。当你在为眼前呈现的视觉美学惊叹不已的时候，一个荷兰小伙子或许会走到你身边，为你朗诵一首有关大海的荷兰语诗歌，虽然听不太懂，但优美的音律和那种氛围会瞬间打动你，此刻你再凝神看看海，会发现那片海洋帷幕的背后其实是水墨般的书影，那里才是图书展示区。
这和我们参加的很多中国书展大卖场的感觉截然不同，荷兰和弗兰德斯人在这里显示了惊人的耐心和美学感知力，他们营造的是一种诗意的，浸润式的体验空间，每一处细节都经过精心设计，而文学、书籍在其中显得如此贴切。更让我惊叹的是除了一种美学上的惊艳，主宾国还发明了很多有创意的小游戏、借助高科技来推广他们的作家和作品。
在VR体验区，你可以戴上眼罩观看一出VR短剧，而这些短剧片段都是根据荷兰作家的作品改编的。在一个叫做图书医生的游戏项目中，作家或者译者穿上白大褂扮演成医生，读者可以和医生玩上一个有趣的游戏，医生询问病症：没有时间？缺乏爱？失眠？.......然后开出“药方”——荷兰语的书籍。主宾国不仅把自己圈在主宾国馆里，他们还以各种形式进入各个展馆，在露天的广场上当然还不忘玩上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美食品尝和自拍项目，即便走出书展，法兰克福大街上的书店橱窗里，你也会惊讶地发现他们的专柜，荷兰与弗兰德斯就像一片身段柔软的大海浸润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这让我想到了这次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作家阎连科的一番讲话：“这次从捷克到西班牙、瑞士到德国，每走一路见到书店我和我的译者都要走进去看一看，我去的地方有非常多的中国游客，书店里的中国书少之又少，所以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博尔赫斯说的一滴水消失在大海中，一粒沙消失在沙漠中。”
对于中国文学而言，如果我们能像海域之国荷兰与弗兰德斯一样将大海柔软地融入每一处缝隙中，一滴水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消失了。所幸的是，在这次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也正在做出各种努力，除了阎连科以外，刘慈欣也来了，德文版的《三体》即将出版，年轻的作家路内和于一爽也来了，孔子学院启动的“中国文学新声音”项目还将在世界各地推介一批年轻的作家。在这些活动的现场，很多德国读者饶有兴致地聆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人气当然说不上火爆，但也座无虚席。
全球的出版人也对中国表现出一种切实的兴趣。在商务俱乐部论坛活动中，法兰克福书展副总裁柯乐迪女士向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龚曙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很多中国的出版社目前正在积极地引进图书版权，但我们并没有看到太多中国的版权卖到国外去。中国有很多值得推广的文学作品，对此您怎么看？
龚曙光的回答是：开句中国式玩笑——家里日子好过，谁还愿意出去闯？另外，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尊重和了解，目前已远远超过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尊重和了解。在这方面所形成的逆差正在缩小，但彻底的改变还需要时间。尽管这不是一个出版行业能单独解决的问题，但在这个方面，中国出版人责无旁贷。
龚曙光的这句玩笑话让不少人在会心一笑的同时印象深刻，就在几天后我和一家西班牙语文学代理公司的负责人闲谈时，他还引用了这句经典的中国式笑话。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轮番在世界各大书展上担任主宾国，中国作家也被邀请参加各式各样的世界文学节，但是这些旅程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改变和塑造自己呢？常常，即便我们身在法兰克福、纽约、伦敦......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
这让我想起托马斯·曼《魔山》中的那个叫做卡斯托普的年轻人，在这部小说的开始，两天的旅程彻底改变了这个年轻人，一次远离故土的旅行常常能把人从他的各种关系中分离出来，放进一种自由、原始的状态，在这种隔绝当中，在他和他土生土长的故土中挤进来一个空间，这空间显示出通常只以为时间才有的力量。
中国的出版社、作家什么时候懂得了这样的“空间”，拥有了一种真正“游荡者”的精神，也许才能真的开始与世界对话，而不是自说自话。这让我想到卡夫卡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假如你走过一片平原，假如你有良好的走的意愿，可是你却在往回走，那么这是件令人绝望的事情。
所幸的是，在中国年轻一代的作家和出版人身上，某种因为自卑而自大的封闭感正在消失，他们或许是中国现代以来最具全球化视野和经验的一代作家。就像著名的批评家李敬泽所言，“他们并不像他们的一些长辈那样，先定地认为中国和西方之间存在着原罪式的精神或文化落差，并为此羞愧，而这种羞愧的写作曾经暗自支配一些中国作家，但现在，这些年轻人或许更加坦然。”对于年轻一代而言，或许正是“因为家里的日子好过了，所以要去世界闯一闯。”
到底如何“闯”呢？在和Hardt谈话的结尾，我向她征求意见。这个精瘦的老太太，灰白眼睛炯炯有神，思索片刻说道：
“要建立一个作家的国际名声是一项非常庞大的持续性的工程，需要很多的工作要做。比较有效的做法是可能一次就带10个作家，但一遍遍重复，而不是花很多钱弄100个作家，然后弄一次就完了，要不停地重复。另外要先翻成英语，毕竟汉学家的数量不多。”
接着Hardt,年轻的Christoph Hassenzahl先生补充道，“对于中国文学，我觉得没有普遍意义上的保留态度。认识一个作家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各方面的努力，文学不应该有文化差异，培养和推广的过程很重要。”一个月后，Christoph即将接替 Hardt成为亚洲事务的负责人，这位年轻的继任者告诉我他正在兴致勃勃地准备学习中文，而来自中国上海70后作家小白的作品《租界》也即将由他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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