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白岩松曾这样说道。在中国，“死亡”一直是一件很忌讳去谈论的话题。这也就导致了许多人因为缺乏对生死的了解而早早结束了自己生命。随着时代的变迁，国人的生死观渐渐发生改变，从曾经的避讳死亡，到接受死亡，再到掌握死亡的权利。
重置生死观
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千年的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流和正统，儒家思想是中国人传统思想的根基。活着的时候能健康长寿，生活富足康宁，具有高尚的品德，最后能得以善终是儒家基本的生死观。儒家思想认为德、仁、义可以比生命还重要。于是有了孟子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也有了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儒家文化重视人德生命，道教文化寻求长生。中国的“仙”文化与畏惧死亡有一定的关系，“化蝶欲仙”就是一种抵触死亡的表现。“仙”作为永生的概念，将人视作肉身的存在，古人从内心来说是难以面对死亡的。大思想家庄子在他的著作里多次提到了理想中的仙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屈原的《离骚》、《九章》中也生动地描绘了许多仙人活动的场面。古代有许多的帝王都追求长生之道，利用道士们炼制了许多的长生药。《史记》中有一段公元前219年关于秦始皇派人寻找仙丹的记载：“既已，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虽说徐福没有找到不死药，但在中国古代方士炼丹的现象却仍是络绎不绝。这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对于长生的渴望。
汉末至魏晋之际，诗人们发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的感叹。对他们而言，死就等同于没有希望。所以，人们希望获得永生，而避讳死亡。
古代人用迷信敬畏死亡，现代人用理性看待死亡。史铁生说：“死是一个必然会到来的盛大节日。” 2016年有部很火的纪录片——《人间世》，影片进行了一场理性的生死问答，用最直接的方式将这个所有人都无法逃避的命题摆在了忌讳谈死的中国观众面前。总导演周全将它们定义为“不非黑即白的、习以为常以外的、平时看不到的东西”。摄制组的董路翔在见到临终关怀医院的种种后说：“临终并不是多么需要避讳的东西，人性的美丽此时依然存在。”
有位名叫沈熹微的年轻女作家，在2017年元旦后去世了。她在去世之前不久更新的公众号上写到：“事实上是，我不知道能否挺过去。好像除此之外从来没有别的选择，我也不会给自己选择。怎么样都要战斗到最后。也很有兴趣，看看自己的终点在哪里。谢谢你们的祈祷。它一定有用，此时此刻，我需要去相信每一点有形与无形。”面对死亡，她敢于直面痛苦。
立遗嘱，以前都是在弥留之际的人们为自己的“身后事”着想的一种方式。随着社会的文明与开放，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把死亡当做是为国为义的高尚行为，而是作为一种个人权利，要自己为自己的“身后事”做主。极限运动，由于难度非常高，经常会使得挑战者受伤，严重的甚至死亡。尽管如此，还是许多人挑战极限运动。他们不是轻视生命，相反，他们热爱生活。研究极限运动的布里默教授说：“极限运动已经传播至全世界，我们正在目睹人们对这些运动空前的兴趣和参与力度。在过去的十年里，许多传统运动项目的参与人数都有所下降，但极限运动的参与人数却激增，使其成为了一个数百万美元的产业。”“我们的研究向人们展示了参与极限运动的人并不是不负责任地去作死。他们训练有素，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极限、运动的危险和所处的环境，他们参与极限运动是为了感受生命的强大和变化。”
归根曰静,静曰复命
蒙古族人认为自然是一种宗教的力量：你从自然中来，死后回到自然中去。随着现代人的学历越来越高，接受的死亡教育也越来越多，人们认识到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态，死亡是必然到达的终点。不只是蒙古人能直面死亡，现代人大多也是。
其实，佛教传入中国前后，中国本身的生死观念就已经有所改变。具有前道教宗教思想的《太平经》中就已经有了平生功过，难逃裁判的观念。在佛教经典中，虽然并不十分强调死后裁判，却仍引发了中国人对死后必须面对裁判的信仰。无论承袭《太平经》传统，还是接受佛教影响，中国人认为死者要对生前的行为负责，死后的惩罚，比生前世界面临的官府，更为严格，而无所逃避。佛教文化认为因果轮回，自有报应。于是中国出现了“子孙报”、“来世报”和“现世报”并行。讲求珍惜现世幸福，认为死亡是新的轮回。
时代不断发展变化，国人将“不朽”的观念，升华成为高尚的品格，希望能代替肉身永远留在人间。这体现了儒家文化的情操，却又不带任何宗教的神奇性。大陆经过多次的改革，仪式和理念方面也被改革了，一些过去的礼仪被简化和修改。传统的国人生死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同时，随着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传入，西方思想与东方思想进行了碰撞和交融。在《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个人主义被定义为“一种政治和社会哲学，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广泛强调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不受外来约束的个人和自我”。西方人受基督教影响，他们赞美死亡。基督教主张的是要拒绝现世的欢乐。为了避免死后下地狱，所以人们这一世要通过赎罪的方式去求的上帝的宽恕，方能在死后升入天堂，在后世享受永恒的欢乐。因此死亡对于西方人而言是一种摆脱现实赎罪生活的解脱。而西方近代以来又不再像基督教那样，完全把希望寄托在死后，而是把生和死合并起来看：生就是死，死就在生中。康德说：“上帝并不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个什么神，而是我们人自己内心的一种寄托，一种假设。”西方这种把生和死合为一体的思想也广为中国人所接受。
然而，在中国人的死亡观念渐渐转变的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极端。由于社会压力的增大，心理疾病呈持续性上升的趋势。心理压力过大，让很多年轻人产生轻生的念头。央广网报道称我国13亿左右人口中，患有严重精神和心理障碍疾病的患者达1600多万，患有不同程度精神或心理障碍需要专业人员干预的人数近2亿。《盲探》里刘德华说过一句话：“心盲无名，是会死人的。”曼彻斯特大学的学者发现，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儿童和年轻人在自杀前一周表达过自杀想法，超过半数人有过自残行为。在2014年1月至去年四月间，145名年轻人死于自杀。曼彻斯特大学国家秘密调查自杀和被精神病患者他杀的研究者查找这与130名自杀案件之间的关联。报告显示，青少年自杀的原因并不单一，可能是由多种压力共同导致。冷漠的社会文化氛围，固步自封的大学教育，年轻人心理承受能力的脆弱，不完善的就业制度，都导致了人们内心的迷茫和不知所措，从而导致了死亡的年轻化。
把死亡的权利交还给本人
2013年6月，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 “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正式成立。协会通过让人签署“生前预嘱”文件，从而帮助人们有尊严地走向生命终点，实现“尊严死”。
尊严死，是一种自然死，即不再做延命医疗措施。这种方式可以尊重植物人患者的意愿或观念，停止延命治疗，任由患者死亡。对于一些自我意识丧失而无治愈希望的病人，可由亲属凭他们的生前预嘱向医院、法院提出停止治疗的要求因而死亡。这样的死使病人摆脱了凄惨状态，亲属也摆脱了沉重的精神负担，人们认为这样的死是高尚而尊严的。
中国古代的人们崇尚为国为义而光荣的死去，而现在的人们想把死亡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生前遗嘱，是为了把死亡的权利交还给本人。“尊严死”，则是为了让自己走得安心。
2017年3月12日，79岁的知名作家琼瑶，在社交媒体公开发表了一封写给儿子和儿媳的信，“交代”自己的后事。她说：“生时愿如火花，燃烧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死时愿如雪花，飘然落地，化为尘土。”“我最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失智和失能。万一到那天，能‘尊严死’就是你们的责任了，能够送到瑞士‘安乐死’最好。”安乐死，是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
2018年3月18日，台湾知名作家李敖逝世，享年83岁。李敖在生前的最后一次公开讲演中谈起生死话题。“我不忌讳生死的问题，反倒是年轻人比较忌讳。我比妻子大30岁，比小女儿大58岁，比儿子大60岁。没有选择和妻子孩子住在一起，就是表示我跟你们要拉开距离，这个距离不让你们来讨厌我，我也讨厌你们。”李敖渴望自己在有生之时，明白身后之事，不想把遗憾带到长眠之中。
其实不止是琼瑶和李敖的做法，中国古代就有对于死亡的另一种态度，即对现世的解脱。《庄子》一书中的《至乐》讲述了庄子为亡妻鼓盆而歌的故事。庄子在妻子丧礼上鼓盆放歌，看似不近情理，其实庄子是在用它自己的方式阐述生死观，死者只是顺从自然而已，生者还要继续生活，继续放歌。
国人生死观改变的同时，也改变了殡葬行业。泰康作为国内最早一批进入殡葬行业的企业之一，“重置国人生死观”是泰康一直倡导的理念。其纪念园大客户项目经理王锴强调“泰康纪念园要解决两大核心问题：一是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人，你如何安排自己的最后一幕？二是选择安葬在哪里？对后人有什么意义？” 他认为，传统的殡葬环节，逝者的遗体在短暂、程式化的告别仪式后被迅速处理，感觉就像是“垃圾处理”，缺少了对于生命的尊重。而对于流程化的仪式、模板化的悼词更是无法体现每一个存在于世的个体的独特性。泰康要做的就是重塑国人的生死观，让大家知道提前做好生前契约，有尊严地将最后的权利交还给自己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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