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个吊诡的情况是，蒋介石在日记中回忆与孙中山接触和交往的文字不多，孙中山实际常常是以参照物的形式出现的，主角则是与孙中山对立的所谓“总理叛徒”。
1924年6月，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主席台上右起：宋庆龄、孙中山、蒋介石、廖仲恺。
韩戍
1925年孙中山的猝然早逝，受益最多者是蒋介石。蒋介石并非同盟会时代的资深党员，地位远在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甚至许崇智等人之下。然而，他在孙中山逝世后审时度势，利用廖仲恺案打击胡汉民，以“中山舰事件”为契机清党，随后带领北伐军节节胜利，三年后便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在日记中留下了诸多与孙中山有关的记录。由于其日记卷帙浩繁，限于篇幅，笔者仅选取1927—1936年蒋介石日记中有关孙中山的点滴，以观察蒋介石这个“总理门徒”对孙中山的态度。
纪念孙中山循规蹈矩
从1927年以后的蒋介石日记来看，虽然当时孙中山已经去世，但蒋介石仍对孙中山毕恭毕敬。尤其在中山陵的建立与孙中山奉安南京一事上，他极尽关心之能事。
北伐军攻占南京以后，蒋介石首先想到的便是前往中山陵拜谒。4月21日，蒋介石记录道：“下午参观总理陵墓。”5月22日，蒋介石午睡不成，又从汤山去拜谒孙中山的陵墓。1928年1月，蒋介石参观中山陵的后续建筑工程。1月20日，蒋介石陪宋美龄游览中山陵。不过，当时的中山陵仅仅是一个空墓，孙中山的遗体还寄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蒋介石三番五次视察中山陵，无疑希望一切事宜安排稳妥，为迎接孙中山遗体回南京做准备。
1928年6月，北伐军攻占北京，北洋军阀的统治宣告结束。6月18日，国民党中常委开会，派蒋介石到北京去先行祭奠孙中山。1928年7月3日，蒋介石在碧云寺看到孙中山的遗体，内心颇为伤感，没有开棺验看。当晚，他在日记中记录道：“即来碧云寺谒总理之灵。不忍见其遗体，不忍使其不安，故未启柩。俟正式祭告再见也。万感交集，不知所怀，惟有忍泪而已。”7月4日，蒋介石似乎意犹未尽，带宋美龄一起来拜谒孙中山：“早起冒雨往总理灵前，与三妹同拜。”7月5日，蒋介石再来拜谒孙中山。这次，他决定开棺验看。他记录道：“十二时半到总理灵前启柩，省事遗容，安眠如常，而颜色苍黄，见之悲酸。不见总理已将四年，而今惟见其遗体，更令门人悲不自胜。”孙中山遗体寄放在碧云寺三年，其间险遭军阀张宗昌烧毁，蒋介石看后不免伤感不已。当天午夜，他还在为修改孙中山祭文而思虑。7月6日，蒋介石率领北伐军主要将领再度前来祭奠孙中山。他记录道：“余率各总司令，总指挥谒灵前主祭。秩序整然，哀乐悠扬，虽欲遏止悲哀，不知泪自何来？体力不支，及观遗容，哀痛更不自胜，全堂几亦下泪。呜呼，悲哉，三年半中之冤曲不知何自声诉矣。”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继续关注中山陵的后续建筑事宜，为迎接遗体南迁做准备。1929年3月12日，蒋介石前往中山陵，看到警察指挥交通不力，还大骂警察，亲自指挥。5月25日，再往中山陵巡阅。5月28日，孙中山的灵车到达蚌埠，蒋介石亲自到车站迎接，他记录道：“总理灵车到蚌埠，亲到车站迎接……九时半到花旗营，候灵车至，陪同孙夫人同车到浦口公祭。”5月29日—6月1日，他连续四天来到中山陵为孙中山送葬、拜祭。
中山陵落成，蒋介石似乎有了精神寄托。在他心目中，中山陵已成为一种太庙式的角色，每次出征之前或归来，都不忘到中山陵去“告庙”。他在1929年11月30日记录道：“谒祷总理陵墓，发讨逆归来也。”1930年4月8日，他记录：“敬谒总理陵寝，告出师检阅也。”如果出征胜利，无疑要归功于“总理护佑”。此种行为或未必由于蒋介石迷信，而是给自己寻找心理安慰。对他而言，中山陵也是一个搞政治教育的绝佳之地。他常常带领部下前往集体参拜，或在中山陵前给部队训话。1929年11月30日，他记录道：“到总理陵前刘第二师官兵训话。”1931年2月5日，他带领第一师长官到中山陵参拜。对于其他党政要员忽视“总理”，忘记祭拜孙中山之举，他表示非常伤感。1930年3月12日，他到中山陵纪念孙中山逝世五周年，发现门庭冷落车马稀，当晚记录道：“中央委员惟余一人参谒者，仅陵园管理者十余人，总理忌辰零落至此，感叹难胜，今年如此，未知明年如何耶？”
国民党将孙中山奉为国父，制定各种纪念活动，包括总理纪念周、总理广州蒙难纪念日、总理伦敦蒙难纪念日、总理诞辰、总理忌日等。从日记来看，每次国民党中央的纪念活动，蒋介石都参与不误，或主持仪式或发表讲话，循规蹈矩，绝无敷衍怠慢之事。
学习“总理”学说
蒋介石以孙中山的门徒自命，作为“总理遗教”的继承人，在日记中留下了一些学习孙中山思想与学说的记录。
1927年8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看总理自传有益也。”蒋介石为何看孙中山的自传？盖因此时他在与汪精卫、李宗仁等人的派系斗争中失利，被迫下野。此种人生低谷之时，阅读孙中山的自传，无疑希望从孙中山屡仆屡起的革命生涯中，学会忍耐与坚强，吸取孙中山不屈不挠的精神。
1928年6月，北洋政府落幕。按照孙中山军政、训政与宪政三步走的制度设计，以后中国似乎要从军政时代过渡到训政时代，那么他这个军事领袖不免有可能大权旁落。由此，蒋介石对孙中山的政治思想至为关心。6月16日，他在日记中留下了学习孙中山《建国大纲》的心得：“下午看政纲与总理制作，乃定一年内仍应为军政时期而亦可为训政预备时期也。”他从孙中山学说中看到，“总理”认为建国成功后尚有一年军政时期的延续，似乎内心稍有安慰，为自己作为军事统帅继续掌权寻找到暂时的合法性。
孙中山曾经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当然也是蒋介石必须学习的知识。他学习孙中山学说，关注点最多的是民生主义。在1931年5月9日的国民会议上，蒋介石作政治报告，讲孙中山《建国大纲》的序言，认为孙中山最佩服的古代政治思想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即天下都有公平和秩序。由此，他提出了“三年教养，三年生聚”的所谓六年计划，似乎他理解的民生主义，还是教民、养民那一套。1934年4月20日，处在新生活运动中的蒋介石记录道：“总理以民生主义为三民主义之基础中心。经济建设运动实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基矣，亦即民生主义运动也。”孙中山的博大精深思想，蒋介石所领会的只有民生一节，对民权主义似乎不感兴趣。不过，即使是民生一节，其也未能真正领会。蒋介石其后在大陆的失败，很大程度也在于没有真正解决民生问题。
蒋介石自命为孙中山的正统继承人，在日记中将孙中山视为道统的继承人。1931年1月19日，他记录道：“以三民主义本于中国仁义道德固有道统。总理乃继承孔子以来之道统，自任一节，对政府与教（育）部人指明之，极思以此为中国教育之基础，以复兴中国固有之文化也。”孙中山既然代表着中国道统的传承，却又信仰异族的基督教，应该作何解释？蒋介石在日记中亦对此有所辩护。蒋介石认为：“吾党总理早以接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传统”，对于宗教反对的是迷信和仪式虚伪的部分，赞同的是宗教精神与人格，这对挽救世道人心，促进人类互助与和平，民族发展与平等具有重要作用。
蒋介石试图调和的另一个问题是孙中山和王阳明的差异。孙中山一直提倡“知难行易”，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不以为然。蒋介石却服膺王阳明学说，曾著有《力行丛书》加以发挥，认为两者注重行的哲学，其精神完全一致。1932年，蒋介石还曾将《力行丛书》小册子送给胡适，胡适看后认为蒋介石并不懂两者真正的区别在哪里。到1934年9月20日，蒋介石才在日记中意识到，两者实际存在根本矛盾。他记录道：“本日复习心理建设，乃知前之力行丛书所言者，与总理原意冲突之处甚多，而以王阳明言行合一为总理所反对，而不仅非承其说一点，为最大。”不过，蒋介石也无力真正调和双方，最后只能成为一笔糊涂账。
蒋介石不仅学习孙中山“道”的一面，也学习孙中山“术”的一面。在学习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和哲学观点之外，还学习其演讲的技巧与能力。
1929年1月20日 ，蒋介石主持军官团毕业礼，讲演约两小时。演讲后发现自己失误太多，根本原因是文化上的缺陷，对西方文化了解不足。他记录道：“今日讲演自知失检，总理之学问，实以西洋科学与中国文化为基础，而余仅注重中国文化，言后甚为懊丧。”由此，他开始研究孙中山的演讲文本。1929年2月1日，他记载：“看总理讲演大亚洲主义一篇完。”1931年2月14日，“本日看总理讲演。”蒋介石认为，他受到的家庭教育来自于父母，军事教育来自于日本学习军事，革命教育则来自孙中山。孙中山如何带兵或对待下属，蒋介石亦曾加以研究。他在1929年1月26日的日记中记录道：“以总理教余衣食之法以教学生。无论教生、教兵，要当彼为初产之子，饮食起居、服装、行动为入手之方，即总理所言之衣食住行四者是也。现在官长皆忽略于人人所能、所需之要件，而注重高深，此教育所以难能而腐败也。”
痛斥“总理叛徒”
一个吊诡的情况是，蒋介石在日记中回忆与孙中山接触和交往的文字不多，孙中山实际常常是以参照物的形式出现的，主角则是与孙中山对立的所谓“总理叛徒”。蒋介石性格刚愎自负，喜欢独裁，不能与人共事。胡汉民、汪精卫等老资格的前辈，不满于蒋介石迅速崛起包揽大权，在政见上与其也频繁冲突。然而，凡是与其政见不合者，在其日记中都被称为“总理叛徒”，从而大加痛骂。
1927年8月，宁汉合流，蒋介石被迫下野辞职。他在1927年8月27日的日记中大骂汪精卫：“汪精卫不负责任，不顾党国，阴谋破坏报复私仇，争夺权力以为快，是诚总理之罪人，昔日尚称伪君子，今则为真小人，狗彘不食其肉矣。”蒋介石骂汪精卫是孙中山的罪人，却没有列出有效的证据，常常只是一种情绪化的发泄。
蒋介石在日记中最常骂的“总理叛徒”是胡汉民。1930年11月，蒋介石被推举为行政院院长。对此，胡汉民表示不服。他在11月28日的日记中大骂胡汉民：“卑劣之徒，不可与共事，鄙陋极矣。有总理为领袖，而又加混乱，衰弱之国势，不能成功，使总理长恨终身以没世，胡当应负其八分之责。鄙陋之徒，何足成事，无怪乎总理之愤恨也。”蒋介石认为，孙中山生前便愤恨胡汉民，甚至将孙中山去世的主要责任都推到胡汉民身上，未免是夸张之词。
1931年2月25日，蒋介石因制定约法的事情与胡汉民发生冲突，随后又翻起胡汉民与孙中山的老账：“民国元年本党所既得之革命政权，而彼等必欲强总理让于袁贼，终总理之世，使本党革命卒无一成者，无非为若辈所把持劫夺，使总理孤立无援，有志之士皆欲随总理革命，而不可得。其阻碍革命，破坏革命之罪恶，不自知悔悟。”随后，便有蒋介石囚禁胡汉民于汤山之事。
1931年5月，胡汉民等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对峙。10月，广州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和谈，广东方面要求蒋介石下野。蒋介石在10月28日的日记中继续大骂胡汉民：“胡汉民之捣乱不法，阴谋行动，不特使余个人置于死地，且必欲毁坏党国，将总理革命至今所有革命之历史尽毁灭无余，小人不可与同群，信乎？” 10月30日又骂道：“胡汉民已成过去，而其过去历史为阻碍总理，反抗总理，今则欲灭亡本党，叛乱革命，无足计较也。”
另一个蒋介石经常辱骂的“总理叛徒”是“总理”之子孙科。
1931年5月5日，国民会议开会，当时宁粤两方对峙，孙科未到。蒋介石痛骂孙：“哲生为总理之子，反置总理遗嘱若罔闻。”5月27日，蒋介石收到孙科等从广州发来的通电，谴责其“假训政之名，行个人独裁之实”，对于总理之子追随胡汉民、汪精卫等反对自己，他感到十分痛心：“对科电，以其为总理之志，不能不忍痛诫勉之。”他将其视为周公伊尹诸葛亮，将孙科视作被托孤的“阿斗”，对阿斗不接受其教育表示痛心：“修正致哲生电，至晚一时方搁笔告成，甚感伊尹训太甲，周公戒成王，诸葛表阿斗，处境之难，古今同慨也。”不过，“阿斗”毕竟是先主之子，虽然与胡汉民、汪精卫一样令蒋介石头痛，但他绝对不敢如对待汪精卫、胡汉民那样对待孙科，只能表示容忍。
蒋介石将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等都视为“总理叛徒”，如果“总理”还在世，估计不敢苟同。然而，他认定的“总理叛徒”越多，也就越能突出他自己作为“总理正宗传人”的意义和价值。在这样不断的心理建构之下，蒋介石获得了阿Q式的自我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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