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地时间2016年11月25日晚，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作为六十年代拉丁美洲左派游击革命的象征，卡斯特罗的去世也引发了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和回顾。六七十年代的拉美革命给拉美社会留下了怎样的遗产？拉美左派对古巴革命有怎样的反思？日前，记者联系到正在上海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进行学术交流的Aldo Marchesi教授，他任教于乌拉圭共和国大学，研究领域正是六十年代的拉美革命。在Aldo Marchesi教授休息的间隙，记者特邀上海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张琨一起与他进行了交流。
Aldo Marchesi教授
澎湃新闻：您听到卡斯特罗去世的消息，有何感想？
Aldo Marchesi：卡斯特罗的去世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十分意外。我的意思是，对于一个年逾九十的老翁，不论是古巴权力核心层，还是古巴人民，甚至卡斯特罗自己，都早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我们可以看到早在十年前，菲德尔就已经将主席的位置交给了劳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菲德尔的离去对于古巴各方面来说，是一件早已列入接下来日程中的确定事项。对于研究拉美的学者来说，也是一桩意料之中的事情。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不同于被处死的格瓦拉，也不同于被推翻的阿连德，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这一事件本身并不足以引起如此激烈的讨论。他的去世，在我看来，象征的意义要远远超出现实的意义。我们都知道，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革命浪潮中，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领导的古巴革命一举奠定了古巴在第三世界左派中的地位，而这两人，作为反帝国主义与反美国霸权的象征，也一同被世界所认识、被历史所铭记。格瓦拉早已战死，而卡斯特罗今天的逝世，某种意义上才宣告了那段冷战背景下革命岁月的终结。看似人们在讨论怀念卡斯特罗，实际上人们在讨论、反思冷战背景下的六十年代。
说起来，古巴革命的初衷就是为了反对巴蒂斯塔的独裁，这一时期内的卡斯特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革命者。在他上台后，他的政权确实带有了比较浓重的威权主义色彩（Autoritarismo）。但我个人判断，这种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客观环境所制约的结果。在当时的古巴，想要保持主权与独立，一定程度的铁腕手段是必不可少的。在后来，从卡斯特罗对其他拉美左派政权不同道路的尊重和支持，我们可以看出，他本人的思想里，还是支持政治多元的。比如智利的阿连德采取竞选的方式上台，这一事件就得到了卡斯特罗的同情和支持。卡斯特罗还派出了自己的卫队，前往智利作为阿连德的警备队保障他的个人安全。
菲德尔·卡斯特罗
澎湃新闻：拉美革命兴衰的一个重要外因是冷战，所谓“兴于冷战，衰于冷战”。那么，从拉美内部的视角如何看待其兴衰？
Aldo Marchesi：卡斯特罗领导古巴革命时，得到了大量古巴人民的支持，这种支持，甚至一直延续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个人希望这种支持能继续延续下去。古巴革命的爆发，根本原因在于那一时代古巴民众政治权力与自由的缺失，以及美国在古巴地区的特权与掠夺。
影响拉美革命的原因很多。但总体来说，整个拉丁美洲在六十年代都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大众的生活水准下降得比较厉害，工人工资降低，学生福利变差。一般来说，经济危机会推动政府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改革，拉美一些政府，比如危地马拉、巴西、阿根廷也确实做出了一些尝试。可惜在当时冷战的大环境下，任何背离美国经济政策或是自由主义的改良，都会被不自觉的“意识形态化”，会被美国认为是“共产主义的渗透和入侵”。这样一来，美国政府联合拉丁美洲各国的寡头阶级（大地主、大进出口商、军队、天主教会）对所有的改良进行了扼杀。当改良的道路被堵死后，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也只剩武装革命这一条出路了。
这里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卡米洛?托雷斯，哥伦比亚的神父、鲁汶大学的博士生。回到哥伦比亚后，他创建了国立大学的社会学系，并做了三四年的田野调查，想通过调查改良的方式改善哥伦比亚民众的生活水平。但最后，政府当局罢免了他在大学里的职务，禁止他自由地发表言论。他认为，想要改变现状，只剩下武装革命这一条道路了。于是，他投笔从戎，成了拉美历史上最著名的牺牲在山林间的游击队战士。
当时的卡斯特罗面对的情况差不多也是这样。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六十年代拉丁美洲地区兴起的革命运动，是对六十年代经济下滑、美国干涉与改良无望等一系列事件的激烈反应。
拉美各国大规模的武装游击革命、甚至跨国的游击革命与社会动荡导致了各国军事政府的上台。在美国的支援下，军事政府从技术、人员、方法等各个方面对游击队进行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这种失败，一方面的原因是双方实力差距过大，另一方则在于游击战的局限性，比如不能很好地联系发动群众等。
六七十年代的革命虽然失败了，然而这一历史进程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留下。如果将视线放长，那么我们便能发现，不论是八十年代兴起的人权运动，还是九十年代出现的进步政党，抑或是新世纪中拉美政坛集体的左转，其中都能看到之前六七十年代游击队员的身影。卢拉、穆希卡、罗塞夫、基什内尔和查韦斯都与六七十年代的革命经验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当时还确实参加过游击运动，甚至坐过大牢。在八十年代重返民主的进程中，他们重新出现在各国的政坛上，并对自己以往的理念进行了反思，采取了一系列较之以前相对缓和的改良措施，确保了新世纪拉美政局的相对稳定。
不过，古巴并没有经历这些。因为自古巴革命胜利以来，卡斯特罗就一直当政。尽管在那时古巴输出革命，但国内并没有经历过六十年代游击战所带来的动荡；之后，古巴也没有经历过七十年代军事独裁政府统治下，那种体系化的对左派和政治异见人士的镇压。当然，由于这一不同的经历，古巴也不具备九十年代重返民主化过程中的经历与经验。这些不同，使得古巴成为五六十年代拉美革命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实际上，卡斯特罗和拉美左派对古巴的经验也有很多反思。
澎湃新闻：拉美左派与卡斯特罗对“古巴革命”的反思，您能具体说一下吗？
Aldo Marchesi：这么说吧，我认为左派与卡斯特罗经过反思认识到：古巴革命可以作为一种象征，但是不能作为一种可效仿的模式。
作为拉美历史上第一个成功抵御美国支持下军事干涉的国家，古巴承载了太多美拉关系进程中弱势一方的希望和期待。古巴革命的胜利向拉丁美洲各国证明了：我们也能无惧美国的压力，成功地独立于世界政治的版图中。在整个意义上，对于六十年代乃至以后的拉美革命者来说，古巴革命的胜利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与暗示意义——同样是拉美人，他们都成功了，我们为什么不行？
但同时，古巴革命的胜利又是一桩很难复制的历史事件。卡斯特罗本人实际上也是意识到这一点的。在经历了六十年代初期的革命输出后，之后的古巴与卡斯特罗对拉美不同模式的左派革命，无论是阿连德统治下的“智利道路”，还是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战线，或是查韦斯推行的玻利瓦尔主义，都持尊重并支持的态度。不仅如此，古巴与卡斯特罗自身也在反思中不断地改变着。我们可以大致将卡斯特罗与古巴按照以下阶段划分出来：六十年代卡斯特罗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拉丁美洲主义者（Latinoamericanista）；到了七十年代，由于和苏联的良好关系，卡斯特罗本人与古巴都有一定程度的苏联化倾向；等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某种程度上卡斯特罗又回到了之前的拉丁美洲主义者的姿态。虽然在不同的时代，卡斯特罗与其统治下的古巴表现出不同的样貌与姿态，但总体上来说，卡斯特罗的个人好恶（Personalismo）在古巴的政治中占据了中心的地位。正是出于这一点，有人称他为独裁者。然而我觉得，这种个人主义的风格应该与拉丁美洲长期以来民众主义（Populismo）的传统联系起来看，就像庇隆、瓦加斯以及查韦斯等拉美领导人一样，卡斯特罗也是一位“克里斯玛”式的领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演说富有煽动力、敢于对抗美帝国并且善于给予民众承诺，这些特质与大部分民众所期望的领袖形象十分吻合。
当然，并不是所有古巴革命之后的拉美革命都与其有关，比如九十年代在墨西哥兴起的萨帕蒂斯塔起义军，他们的革命逻辑就与古巴是不同的。前者更加强调印第安人这一族群政治权利的获取与身份认同。
瓦加斯
澎湃新闻：您提到了墨西哥，那么我想多问一句，墨西哥在冷战中与古巴、美国的关系是怎样的？
Aldo Marchesi：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们都知道，墨西哥虽然在文化意义上也属于拉丁美洲，但在地缘政治上它位居北美，经济、政治对美国都有很强的依附性。可以说，它在拉丁美洲国家中算一个特例。而且这个国家在冷战中的态度，也颇值得玩味。总体上来说，它的态度比较摇摆，虽然也经常批判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但据今天解密的档案我们可以得知，墨西哥政府通常只是表面批判，而私下里继续保持与美国政府的紧密关系。在古巴问题上，它的表现也差不多一样——一方面保持着与古巴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则充当告密者的角色，将当时古巴发生的一切都汇报给美国。
澎湃新闻：作为一名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拉美学者，您觉得在两地的学术界对美拉关系和冷战中的拉美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有什么不同？
Aldo Marchesi：老实说，美国有很多批评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学者，同样也有很多替政府辩护的学者。前一类比如有Peter Winn, Greg Grandin等，他们虽然是美国人，但对美国政府批评的程度甚至超出了拉美学者。这种情况在拉美也经常出现。因此从这一点来说，我不觉得这两地的学术界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不过值得提一下的是，总体来看，美国的拉美学界有着更充足的经费、更加齐全多样的书籍与资料，以及相对来说更多样化的视角。这些都是拉美同行所应该学习的。另外，还有一点差异在于拉美的历史学界中大部分历史学家只专注于本国内部的历史，或是本国某一方面的历史。举个例子，你在阿根廷很难找到有关智利历史的书籍，在智利亦然。这种情况的出现既有研究者自身的取向，但也同时包含着政治因素。各国的政府都希望大量出版有关自己国家历史的书籍，从而加强人们对本国的历史认同感。而在美国的拉美学界，则倾向于将拉美或是拉美的某一部分（比如南锥体）作为一个研究整体，以此讨论人员与思想在跨国区域范围内的流动与相互影响。当然这与美国历史学界“全球史”的背景也是分不开的。（澎湃新闻记者 于淑娟 特约记者 张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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