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都有穷人的样子，穷人不得不有这些样子，穷人甚至认为自己应该有这些样子。
文/周作鬼
穷人应该是什么样？在网红张大锤的描述下，他们月入2300，爱看《爹去哪了》，每次进电梯都要按到车库那一层，好给别人一种有车的感觉，但其实连大盘鸡都吃不起，走在路上身上都会像《泉水叮咚》那样，穷得叮当响。一旦要面对生活，他们就好像“突然被拎出地里的土豆”，惊慌失措。
这些对穷人生活状态的荒诞描写，既有无厘头式的自嘲，也有对底层民众精神的刻画，有些还对那些嘲笑“茶叶蛋梗”的人进行了反讽。只是这些被称为“严肃文学”的描写一旦落到现实层面，总显得过于轻薄。没有什么比现实更严肃。
一名大学生因为家里省吃俭用给他买了双打了四折的耐克鞋，被学校取消了助学金，原因竟然是“贫困生就该有贫困生的样子”。12月4日，一名九旬老人被冻死在北京街头。经常接济他的人说，老人有儿子儿媳，但来京后从没见过面，平时只能以乞讨为生，保持着穷人样子。
当地媒体新京报最早报道了这起事件。
“穷人终是穷人，你要忍耐些！”
被取消了助学金的大学生，冒犯了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要求——穷人都有穷人的样子。穿着耐克鞋拿助学金，显然不符合这个社会对穷人的想象。他们也许应该穿着一双破旧的绿色解放鞋，鞋头还破了个洞，像许三多一样拘谨地站在领奖台上，脚趾自卑地缩在里面，尽量别露出来。
尽管很多网友批评学校的做法，但他们未必都能在这种社会歧视面前保持清醒，因为这种歧视常常被异化成对穷人的美德要求，进而被社会大众表扬。
农民工进了地铁后席地坐下，眼看着有空位也不肯坐，大家纷纷赞扬他们有修养；穷人家的姐姐早早退学打工，赚钱给弟弟上学，被称为“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民办教师在偏远地区带着一群穿得破破烂烂的孩子念书，有些媒体却对“乡下细路无书读，学校烂到塌落地”（黄秋生《雷公劈友除世害》）的现实视若无睹，一个劲儿地表彰他的奉献精神，感叹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在有志青年的支援下大有希望。
“赤膊哥”张福干在冰水中作业。
2016年11月底的扬州已经是冬天，自来水公司的张师傅光着膀子泡在水里修水管，时间长达40分钟。没有媒体质问自来水公司为何连防水工作服都不提供，大家只是在社交网络上送上一颗颗闪亮的红心。环卫工对此的体会更深切，因为每当冒着大雪加班铲雪，他们总能收获一大堆廉价的感动。
面对这些感谢，最后他们都会说：“这是我应该做的。”这句回答足够辛酸和讽刺了，对穷人廉价的感动掩盖了背后的社会问题，把穷人摁在原来的阶级里，暗示他们要多加把劲儿，早日穿上体面的衣服，然后才可以大大方方地坐上那张光可鉴人的地铁座椅。
不仅外人如此，穷人也把“这是我应该做的”内化为自觉的要求。正如1934年鲁迅看完故事片《姊妹花》，回头在《运命》一文中记下片中穷老太婆对穷女儿说的话：“穷人终是穷人，你要忍耐些！”
《姊妹花》剧照。
这个世界正在极其严厉地惩罚穷人
其实老太婆不必提醒女儿，只要她出到社会便知道，底层的生活会把他们向上攀升的力气消磨殆尽。香港田元灏家族的田北辰，曾经与香港电台拍摄了一集《穷富翁大作战》，在两天时间内体验清洁工的生活。贵公子田北辰很快就体力不支，但这位哈佛大学博士的结论却很有洞见性：这个世界是极其严厉地惩罚读不成书的人。
香港作家侣伦曾在小说《穷巷》中，把这种命运写得触目惊心。二战刚结束时的香港，与乐队MLA在21世纪所写的无异，从政府到社会都在叫穷人奋斗下去，但这种社会主旋律已经成为对贫穷状况的麻木和无能。《穷巷》里的杜全，本是一名壮健的青年，但空有一身力气，长期找不到稳定的工作，“生活全是揩朋友的油”。故事的最后，杜全留下一句颇为讽刺的遗言：我们是有前途的，但是我活不下去了。
《香港制造》中的底层青年。
如果这是一出沉闷压抑的故事片《香港制造》，那么内地就像一部部根据现实题材改编的韩国电影，看似用力过度，实则冰山一角。只需看看近来的社会新闻：社会在歧视他们，山东一环卫工劝说别人不要扔垃圾，结果被打至腰椎骨骨折；一老太为了帮儿子买房，熬夜摆摊卖菜，“帮一点是一点”。
看到广州垃圾站出现婴儿尸体的新闻——一对18岁的夫妇在出租屋产下这个连名字都还没有的男婴后，用塑料袋包住放纸箱里，扔到了楼下的垃圾桶边，最后在垃圾压缩站被发现——同事说了一句“命如垃圾”。几年前记者们在袁厉害收养残疾儿童的地方看到弃婴们的命运和生存状态，也写下了这四个字。
是的，穷人都有穷人的样子，穷人不得不有这些样子，穷人甚至认为自己应该有这些样子。它们成为了一套逻辑严密的穷人哲学，要求穷人们“安分守己”。在“贫困生就该有贫困生的样子”的话音里，还回响着赵太爷对阿Q的那一记响亮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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