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中国纪录片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获得两项重要奖项：
★长片竞赛单元评委会大奖 《摇摇晃晃的人间》
★新人单元评委会特别奖 《塑料王国》
余秀华曾经试过讨饭。这件事，在范俭之前，她没跟别人说过。
那是2010年左右，余秀华还没有写出《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离出名还早，她想给自己谋个生路。
“父母会老，丈夫靠不住，儿子会有自己的家。如果还想活下去，迟早会有（讨饭）这一天。”她对范俭说。她去荆门市，观察天桥上的乞讨者如何行乞，自己也跟着拿了一个破碗。
“没有搞成。我就是跪不下去。”2015年初，余秀华向范俭回忆这段往事，哈哈大笑。“她并没有把它当成一件很沉重的事。”范俭吃惊。
“如果以后走到这一步，我可能还是会去（讨饭）。”余秀华笑完又说。
这些都被记录在范俭的纪录短片《一个女诗人的意外走红》里。这部短片是2015年1月，余秀华以“脑瘫女诗人”之名爆红后，优酷邀请范俭制作的。
聊乞讨事件，对范俭来说，是个“临界点”。“拍人物，到临界点之后，她会打开自己。不过是否百分百的打开，我也不敢确定。”范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次拍摄后，他决定把余秀华拍成一部纪录长片。
2016年11月，这部名为《摇摇晃晃的人间》的纪录片，在阿姆斯特丹纪录片节（IDFA）上获得长片竞赛单元评委会大奖。
成片后，余秀华看了样片。看完她给范俭发微信，一类调侃：除了主角很丑，其他的都很美；另一类沉重：家乡变了，我也写不出那样的诗歌了。
诗歌界会骂我
2015年初，范俭到达余秀华位于湖北钟祥市横店村的家时，新媒体都在传播《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和脑瘫女诗人的传奇，传统媒体则从四面八方向余秀华家扑来。
每天至少有十拨人来找余秀华。多半是记者。碰到不着调或不投机的记者，余秀华不客气。“你说你的问题有多与众不同，最后都落入了俗套。”余秀华疲惫地滚倒在床上，对着电话那一头的记者大声喊，喊完又嘎嘎笑个不停，仿佛为自己的恶作剧得意。“大多数时候，她很开心。”范俭回忆。
来找余秀华的，有粉丝，有要献爱心的，还有人要找她拍电影。“说得天花乱坠，想让余秀华把她的故事都告诉他们，参与编剧，”范俭回忆，“还说要找一线女明星，但投资只有300万。”
拍电影的事，余秀华也听得两眼放光。范俭建议她先看主创是什么人，又提醒她：“300万，怎么可能找一线女明星呢？”电影最终没了下文。
余秀华对范俭的信任是慢慢建立起来的。第一次去横店村，大部分时间范俭只拍，不发问。只偶尔聊聊余秀华的童年、日常，也讲范俭自己的家庭、婚姻，讲他姐姐的离婚。
范俭和同事比别人认真。为拍一场雪景，摄影师直接趴在地上。余秀华看在眼里。时间长了，余秀华会跟范俭讲她的遭遇。
一次在成都参加书店活动，突然冲出几个只穿短裤的肌肉猛男，拦腰把余秀华抱了起来。
照片登在报纸上，余秀华向范俭抱怨：“我成了这样一个角色，诗歌界会骂我，会觉得我这是瞎胡闹。”
后来，余秀华去北京参加新书发布会，几拨记者抢着用专车“护送”她去武汉。她没理，跟着范俭坐火车。
范俭先后去了六次横店村，最久一次待了十六七天。余家住不下，团队五个人住在附近小镇的旅馆，除了睡觉，基本上都在余家,一起吃饭喝酒，有时还帮着插秧干活。
去横店村前，范俭看了所有能看到的余秀华诗歌，去了后，才发现那些诗全是她实实在在的生活：照顾她的父母，不怎么回家的丈夫，家门口的树。“她的诗歌不是灵光一现，生活经历就是她诗歌的源头。”
余秀华家摆着她写在笔记本上的诗稿。那是2009年她有电脑之前的作品。余秀华小脑不健全，手脚不灵光，写字格外用劲，那些诗句因此力透纸背。其中一首写道：“我把我的残疾/镌刻成两条鱼/纯白的瓷瓶上/它们背道而驰。”
“她的身体限制了她的灵魂。”范俭解读。鱼的意象，被范俭反复用在了纪录片里：鱼、余谐音；背道而驰的两条鱼，就像诗里写的那样，象征了她的肉体和精神。
从未真正实现的爱情
2011年，范俭拍完纪录片《活着》，讲述汶川地震后一对丧女的夫妇再度生育的故事，从此格外关注从家庭、情感层面挖掘人的内心。
《摇摇晃晃的人间》里，他用余秀华对爱情的强烈渴望作为主线。
有人统计，余秀华2014年到2015年1月20日公开面世的诗里，“爱”出现了一百四十多次。在杨锦麟的节目里，余秀华直言：“切肤之爱和灵魂之爱，我都没真正经历过。我还是不甘心。”“有人说我的诗是荡妇体，”她还在那次节目上说笑，“我就是荡妇怎么着吧？”
“荡妇”的指称，来自标题耸动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标题本是余秀华和诗友的一场玩笑。但诗歌本身，“是她的情感抒发，过于强烈，以至用词过猛”，范俭说，余秀华有过相关的真实体验：爱上一个人却被拒绝，想发生什么，又没能发生，“她要用诗歌宣泄强烈的情感”。
余秀华19岁那年，母亲做主，把尹世平招赘做了女婿。尹世平外出打工时，两人相安无事，回家就不太平。两人分房住，只要在一个房间，必定吵架。“他看我老在电脑前写诗就不顺眼，我看他在那儿也不顺眼。”余秀华不忿地说。
对爱情的渴望，余秀华从来不加掩饰。早期的诗稿里，她会密集地专给某个人写很多首诗，那人的姓反复出现在诗中。
后来的《我爱你》里，她写道：“如果我给你寄一本书/我不会寄我的诗歌/我会寄你一本关于植物的书/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告诉你稗子那提心吊胆的春天”。范俭这样理解这首诗：“她喜欢一个人，担心自己是稗子，配不上人家麦子。”
在片中，余秀华和她欣赏的男诗人在一起时，会毫不掩饰地开怀大笑甚至调情，这是她在家面对丈夫时绝不会有的举动。更旺盛的热情在镜头外。“如果有真正喜欢的人，她会用更强烈的方法去追求。”范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有些东西是我拍不到的，她也不想让我拍。”
余秀华跟范俭聊过她爱过的人，虽没几个，但每次结果都很痛苦。拍摄期间，余秀华爱上一个比她年纪大许多的文人，表白后遭拒。
“她哭了一整夜，最后胃疼得不得了。疼到后来吐血了。”那一整夜，范俭陪着她，没有开机拍摄。
“过去二十多年，余秀华最想得到的就是爱情、由爱情产生的情欲。但都没真正实现过。当她有能力掌控人生时，她就想去实现。首先要解除不自由，就得离婚。”范俭说。
凭什么你那么伤心呢？
余秀华早就想离婚，但父母不同意，理由是：要保持家庭的完整，不能让村里人笑话。余秀华不在乎别人说她荡妇，却怕“出了名就把老公蹬了”这种骂名，也怕离婚会害儿子找不着媳妇。
余秀华问范俭的意见。范俭跟她讲他姐姐的例子：也是想离婚，也纠结了很多年，也不希望儿子受伤害，结果自己很受伤。他鼓励余秀华过自己的人生。
趁尹世平农忙回家，余秀华准备摊牌。她预先告知范俭，范俭把机器架好，做好拍摄的充分准备。
片中，余秀华和尹世平那场争吵，夹杂着谩骂，格外真实。尹世平不肯离婚。余秀华恨恨地走回自己房间，散着一头乱发，坐在床上哭。
这是片中余秀华唯一一次哭的画面。“你会发现她后来变强大了，面对这种事她不用哭了。”范俭说。
离婚尚未成功，余秀华被邀请去参加她的诗歌研讨会。与会者大多是男性，他们赞美、抒情、品头论足，余秀华泰然自若，脸上挂着笑。有人说她是中国的艾米丽·狄金森，她坚决地说：“我不是。狄金森独一无二，我余秀华也是独一无二的。”
余秀华被各种机构评为年度人物、女性榜样。范俭跟她“跑场”，常看着她一下场就累得躺倒。一上台，又巧舌如簧、妙语连连。
在深圳，范俭提议带她去看海。余秀华没看过海，也怕水，甚至连水稻田都怕，她走路本就不稳当，在水里就更容易摔跤。面对海水，余秀华迟疑了很久。范俭在一旁鼓励她，慢慢地，她跨出了第一步。
离婚的事，余秀华问了很多人，还咨询过律师。后来她打电话跟尹世平谈判：这个月回来离婚，就给他十五万，下个月回来，减为十万。
婚终于离成了。余秀华的母亲泪流不止，骂她“心硬”。余秀华追着她到屋外问：“我离婚是丑事还是坏事？凭什么你那么伤心呢？”
范俭把余秀华的“心硬”理解为强大：“一个是经济上的独立，一个是认识那么多的人，见识那么多的世界，给了她人格上的自信。到后来，她观念上变得非常强大了，她不介意任何人的评判。”
还是不要得罪地方上的人
热潮到了后期，有人发表意见：“你不应该参加那么多活动。”余秀华回答：“人生并不只是写诗这么一件事。我做所有这些，都是让我的人生变得更丰富，哪怕我不写诗了，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
刚出名时，余秀华总是冷言冷语，拒绝起人来也不拐弯抹角。一次活动，主办方要把当地作协主席请上台。余秀华说，他上我就不上。
“后来好像又和好了。”范俭笑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还是当上了钟祥市作协副主席，也成了湖北省作协的签约作家。“她也意识到，毕竟她们家还在那儿，还是不要得罪地方上的人。”
余秀华离完婚，坐在出租车里说，“好像没什么感觉。”
“我为她感到悲凉，”范俭说，“你以为你改变了人生，结果好像没什么改变，这种悲剧性带有宿命感。在情欲上，她对于未来又抱有期望，这又会带来更多的悲剧和痛苦。”
“难道还有明天，可惜还有明天。”范俭把余秀华的这句诗引用在纪录片的结尾部分。
余秀华还在写作。“她出了三本书，到现在，发行量大概有26万本。”范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余秀华后来跟范俭感叹“物是人非”。母亲肺癌病逝，横店村也变了。
纪录片拍摄接近结尾，新农村开发，田野和池塘没有了，“现在盖上了一排排长得完全一样的房子”。
余秀华家的房子倒是还在。当地政府计划把它开发成一个景点，毕竟，余秀华目前依然是整个钟祥市最有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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