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的事江湖了，这源于中国人的生存经验，还有一套丛林社会法则，或者，是一种在规则和仲裁机制无效的情况下，普遍的绝望情绪之反映。但用以牙还牙的做法来对付校园暴力，有几个问题。包括它假设校园暴力是不可通过事前教育来防范的；对于那些无论如何自强，也永远打不过人家的孩子来说，这也不是一个公平的方案。如果人人动用私刑，那还要警察和法院干什么？关键是，我们为什么还要把孩子送到学校接受文明教化？
校园里的欺凌事件，以及成人世界对所谓阳刚教育、男孩养成的种种偏执，与如今社会上推崇的”狼性文化”，实为一脉相承。
12月8日深夜，一篇名为《每对母子都是生死之交，我要陪他向校园霸凌说NO！》的文章，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媒体平台上流传，并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撰文者自称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二小四年级某10岁男孩的妈妈。文中，这位母亲描述了自己孩子在学校里受到同学欺凌的经过及其对孩子造成的严重伤害，还叙述了自己与学校、对方家长交涉中遇到的种种不顺甚至刁难。
按照这位母亲的陈述，事情发生在11月下旬的一天，在中关村二小的某男厕所里，她儿子被两位男同学欺凌，被关在厕所单间内，遭到盛有尿液沾染便纸的厕所垃圾筐扣头。满脸污秽的他，哭着进行了自我清理。而在此前一年时间里，这位男生就不断受到被同学起不雅绰号等其他形式的欺负。遭遇此事后，男孩出现了入睡困难、易怒、极度需要陪伴、情绪激动等症状，经北京市第六医院初步诊断，患有急性应激障碍。
另一个受欺凌男孩之死与一个时代
因母亲在网络上的发帖，行文沉痛、内敛又积愤难平，引起了许多有类似经历家长的感同身受。甚至，有不少成年人，从此文找到一个出口，吐露和分析自己当年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欺凌，以及幼时遭遇对自己造成的长期负面影响。从这些讨论透露出来的一个显著事实是，在校学生中存在的欺凌现象，不是今天才有，也不是少数学校、少数学生中才有的现象。它普遍存在，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重点学校还是普通学校，男生还是女生……欺凌甚至是暴力，从未在校园生活里缺过席。只是，把它当作一个问题，并且正视现实，找出根源和解决的办法，需要学校、家长和社会意识上的转变，并且由这样的转变，造成立法和制度方面的切实推动。
中关村二小欺凌事件中的受害者，他被便纸垃圾筐扣头，发生在校园的男厕所。厕所是许多校园暴力发生最主要的现场之一。因为它是一个隔离的空间，一般人没事也不会去，又能逃过老师的视线检视，因而时常成为校园秩序的法外之地。对于许多有受欺负经验的学生来说，厕所就是他们的梦魇之地，甚至生死之门。
向老师投诉孩子遭欺负却受到冷遇，另一位家长也经历过。我要说的这位妈妈，叫陈君汝，住在台湾屏东。16年前，2000年4月20日的上午，她的孩子，国中（相当于初中）三年级二班的叶永鋕，在他最喜欢的音乐课上尽情高歌。那节音乐课，老师带着学生一连唱了八首歌，最后一首是《珍重再见》。唱完之后，距离下课还有大约五分钟，永鋕举手告诉老师他要去尿尿。没想到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永鋕之所以赶在下课铃响起前向老师要求上厕所，是因为他不敢在课间上。这个男孩平时说话、行事阴柔，以致受到同学的性别歧视和暴力。因为“看他像女生”，一二年级时，他被几位同学强行脱裤以“验明正身”。被人强迫代抄作业、跑腿，在他简直如家常便饭。这些同侪暴力无所不在、每天如影随形，直到他倒卧在厕所血泊中的一刻，才得以解脱。
叶永鋕之死的真正原因，因涉事学校校长当时要求冲洗案发现场血迹，有关衣物证据被毁受损，至今未有明确结论。此事件引起台湾社会大众对于校园霸凌和性别教育缺失的讨论，永鋕过世两年后，2002年台湾通过了《两性平等教育法》（后修订为《性别平等教育法》）；经过家属六年的不断上诉、抗争，2006年法院改判学校三名主管业务过失致死罪。2007年，台湾“教育部”根据叶永鋕事件拍摄纪录片《玫瑰少年》。2009年《玫瑰少年》发行，主管部门将纪录片送至全台湾高中，作为教材。许多平权人士和教育工作者认为，叶永鋕事件开启了一个时代。
中关村二小，错在那里？
中关村二小涉事男孩母亲在网文标题里用的“生死之交”，在叶永鋕母亲陈君汝那里，成了天人永隔。事实上，受欺凌孩子的秉性、遭遇，各有不同，但没有哪个母亲，能坐视自己的孩子成为下一个叶永鋕。这才有了中关村二小当事母亲，在获知孩子遭遇后，不厌其烦乃至忍辱负重向校方的交涉，才有了家长上网振臂一呼，争取同情。
回顾叶永鋕之死，再对比中关村二小欺凌事件，事后校方的态度，两者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叶永鋕的基本人格权、性别尊重和最起码的生理需求（上厕所），在校园里遭悉数剥夺。校方从未将一个男生“不敢正常地上厕所”，视为问题并正视和处理。高树国中的老师对校园中滋生蔓延的暴力根本未有察觉，事后才来责怪“同学为什么没有把事情告诉老师”，有的知道了，只是漫不经心的“骂一骂”。校方对学生在厕所内被强行脱裤的性别羞辱和暴力淡然处之，认为这“并不过分”、“只是好奇”，对于霸凌者，校方也仅仅止于口头训诫，而未加以适当辅导。
而在中关村二小这边，根据男孩母亲陈述，老师将欺凌直接定性为“就是开了一个过分的玩笑”；对方家长的解释也跟老师如出一辙：“在孩子眼里事实是清楚的，但到了家长的嘴里就变成了玩笑，变成了我孩子就是有点淘气，变成了孩子小就是没有界限，变成了他就是随手一扔根本不懂那筐脏不脏。”老师还质问受害男孩，“发生这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呢？我在间操时看见你也没发现你有什么不对劲啊！”而令家长愤而向教育局投诉的“爆点”，是班主任在未征求孩子同意的情况下，让受害者频繁与欺凌的孩子互动，“非要让他们在一起玩，还拍下看似‘和谐’的照片发在班级群里”。
无论当事双方孩子和家长提供的事件原委版本有何不同，但从以上校方反映很明显可以看出，学校和老师不仅对欺凌的性质认识不清，对“玩笑”与“欺凌”的边界稀里糊涂，而且，处理手法也极不专业，很可能给受欺凌的孩子造成二次伤害。
什么是“欺凌”或者“霸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止校园暴力：教师手册》(Stopping Violence in Schools: A Guide for teachers, 见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8/001841/184162e.pdf)的定义：如果一个学生，长期暴露在有意针对他们的、进攻性行为的环境当中，遭受身体和语言攻击、殴打或者精神操纵，导致受伤或者不适，那么这样的处境，就是遭受到了校园欺凌。手册接着解释说：欺凌源于权力不平衡，具体表现包括挑逗、嘲笑、使用伤害性的昵称，还有身体暴力或社会排斥等。欺凌行为可以是单独进行，也可能是在同一组青少年中进行的。欺凌的方式，可能是直接的（跟受欺凌的孩子要钱），也可能是间接的 （比如一个班的学生传播有关某个学生的谣言）。在网络时代，通过电子邮件、手机和网站对受害者进行骚扰和诽谤，则可称为是网络欺凌。根据这个定义，欺凌跟“玩笑”、“好奇”的分野就很清楚，前者的行为是蓄意的和长期反复的，并且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对欺凌的定义和后果认识不清（或者佯装认识不清）的原因，是大事化小，推卸责任，实际上把未成年人的所谓“幼稚”，作为推卸成年人未尽管教之责，以及学校缺乏校园反欺凌指针、教学课程和具体惩治措施的结构。也就是说，把小孩当作了反欺凌制度性失职的挡箭牌。这不仅是对受害者的不负责任，也是对欺凌者的不负责任。遇到类似情况，很多学校和老师的处理手法，以消音和卸责为最大原则，也就是能不告诉家长的，则尽量在学生内部消化（因为学生最好控制），如果捅到了家长那里，那么尽量限制在学校解决和协调的范围之内，不要捅到教育局和媒体那里。在学校声誉和政绩考核压力之下，受害者的感受和处境，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不是考虑和需要照顾的重点。
事情发展到现在，应该说，无论是定性还是据以处理事件的依归，重点不应再纠缠于，这到底是欺凌，还是青少年之间的玩笑、打闹或者好奇上。这就是一起校园欺凌事件。问题的重点反而在于：为什么学校没能防止校园欺凌的发生？为什么老师没能发现呢？为什么孩子不愿意告诉你？在青少年的世界里，欺凌与受欺，遵从什么样的规则，有何影响？我们的反欺凌教育，家长、学校和社会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制止校园暴力，阳刚教育是开错药方
在以上引用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定义里，将校园欺凌归因于权力不平衡。那么这个所谓的权力不平衡，在校园的语境中，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因为这件事，很多人回忆自己小时候，在外面受了欺负，被父母送去健身、练武、长跑的。因为按照大人的想法，别人欺负你，你唯有比他更强壮，或者比他跑得更快、更远，自然就没人欺负你了。这种“坏事变好事”，强调受辱之后“奋发自强”，推崇通过自我苦行来重获、伸张男性阳刚的文化陈习，见之于无数武侠小说、动作电影桥段中。类似脚本，实际上纵容了暴力的诱因，且将受欺凌归因于“你不够强”。逆袭男孩养成术，就是从受欺凌者，变为不受欺凌，甚至有能力欺凌别人者。
比如在网上的讨论里，就有网友批评“受欺负的孩子家长，尤其当爸的有问题，平时加强孩子锻炼，受一次欺负下次拼命打回来，打不过没事，让人也知道也不是好惹的就完了，发啥朋友圈，真弱，这不就是连家长都tm打小报告吗，更容易让孩子小圈混不下去”，“这事就抑郁，以后到高中，大学怎么办？”
江湖的事江湖了，这源于中国人的生存经验，还有一套丛林社会法则，或者，是一种在规则和仲裁机制无效的情况下，普遍的绝望情绪之反映。但用以牙还牙的做法来对付校园暴力，有几个问题。包括它假设校园暴力是不可通过事前教育来防范的；对于那些无论如何自强，也永远打不过人家的孩子来说，这也不是一个公平的方案。如果人人动用私刑，那还要警察和法院干什么？关键是，我们为什么还要把孩子送到学校接受文明教化？
以男生为例，在我们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里，很多时候把男生之间的竞争（无论是暴力还是非暴力的），看成是男孩经历社会化过程变成男人的必经阶段。许多家长和老师都觉得，培养男子汉，必要时就应该让他撒野。如果争强好斗是值得尊崇的男性品质，那么，欺凌与被欺凌，不过是男孩长大的题中应有之义。手无缚鸡之力，挨打是你活该。更有甚者，假如一个男孩的表现，不符合传统定义下的的男性阳刚，他本身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如叶永鋕那样）。
因此，有必要追问一句，欺凌跟性别气质的关系是什么？男孩间的暴力何以发生？我认为，联合国定义里所谓的“权力不平衡”，是指男孩通过一系列实践习得男性的性别优势；这个优势建立的过程，常伴随着欺凌和其他暴力行为。虽然，不少男孩连自己都搞不清为何要欺负别的小孩（中关村二小的欺凌者说“我也不知为什么”），但是，家长和学校，出于各种各样原因，纵容此类“无厘头”行为，为其背书和埋单，就会让孩子逐渐相信，因为文化充分鼓励他所属的性别，通过竞争性的欺凌行为来取得对其他弱者的优势，并且，他不会因暴力和欺凌遭受制裁、付出代价，作为结果，这种“权力的不平衡”，和霸权性的男子气，便得以建立。在此情况下，呼吁阳刚教育，一方面根本无法让所有男孩强起来，另一方面，更让家长和学校对男孩养成方案背后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在一个竞争、教养都充分性别化了的社会里，丛林法则的诸般逻辑，最后还是归于性别。
校园不需要狼性文化
校园里的欺凌事件，以及成人世界对所谓阳刚教育、男孩养成的种种偏执，与如今社会上推崇的”狼性文化”，实为一脉相承。所谓狼性文化，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狼的残忍，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的残忍。狼性文化认可的是强者，不需要制度和仲裁机制来保护弱小者，它强调服从，并且由强者来界定孰优孰劣及优先秩序。
提及这一点，是因为中关村二小所在的中关村，有中国最密集的互联网巨头企业。这里常被提到的企业精神，就是狼性文化。二小欺凌事件出来以后，很多网民也在讨论背景的问题，比如谁的家长势力如何。传言难以证实，但不可不正视校园欺凌背后“权力的不平衡”，在其他方面的表现和关联，比如阶级、地域，以及政经权力背景的差异。小孩的妄为若背后有大人的撑腰，狼性不过是家长实力对比的外显。有的孩子欺负其他的孩子，目的在于炫耀自己在学校里享有的特权。若我们社会里的种种不公，延伸到了校园跟孩子那里，教育者出于利益考虑，若含糊其辞、大事化小，等于充当了校园欺凌行为的维持队和共谋者。
作为教育者，应该对社会上和校园内各种各样的权力关系有所醒觉；并且防止基于权力关系、以强凌弱的狼性文化，入侵校园。这样的权力关系，不仅限于孩童世界里的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还有师生之间、校方和家长之间，各种互动背后的权力关系。可以说，受欺凌的小孩，他们遭受的身体伤害，可能短期能够复原，但是在人格上，他们最初的人际敏感，就是在这重重的权力关系网之下，艰难地识别、避让、跋涉。
比方说，在学校被人欺负，到底要不要告诉家长？就算事情了结，你还是要回到老师眼皮底下，隔离、报复会不会接踵而至，这都是受欺凌者需要考虑的。对于青春期的男孩女孩，“打小报告”，如何影响在异性或者心爱的人中间的自我形象，团体的、情感的、交往的、自我形象的……方方面面，并非一句“小孩子的玩笑”，就能概括欺凌后果的无法承受之重。许多受欺凌的孩子独自忍受，以他们的隐忍和身心付出，度过人生最初的艰难时世，其长久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
如果老师们只想自保，校长们只顾脱清干系，学校如何能识别潜在的欺凌风险，防止出现下一个受害者，建设一个对欺凌零容忍的校园？
听见受欺凌者的故事
在财新传媒采访受欺凌男孩父亲的最新报道中，孩子父亲强调：“希望（这件事）可以对欺凌问题的立法、各项文件（的制度建设）有帮助，让各所学校，让各个家长都能正确认识到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男孩父母依然坚持他们最初向校方和对方家长提出的四点要求：1、处理、惩戒施暴的孩子；2、保护儿子不受二度伤害；3、让施暴者的家长道歉；4、对方承担相应的治疗费用。
值得注意的是，母亲的公开信很明确提到，这四点要求的根据是教育部等九部门制定的《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这份意见的出台日期是2016年11月2日，他家孩子在学校厕所被屎盆子扣头，是在11月24日。而校方直到目前为止，仍然坚拒这四点要求。
这说明，教育部门指导性文件出台，不等于受欺凌学生和家长维权就有了尚方宝剑。如何根据这份指导性意见，出台具体实施办法，明确责任主体，建立追责机制，依然有大量工作要做。受欺凌者的生命经验和抗争故事，转化为全社会的道德与法律共识，变成其他学生和家长可以学习使用的模板，对于推进校园反欺凌的制度建设，乃是一大关键。
叶永鋕事件之所以成为台湾校园反霸凌和性别平权历史的标志性事件，就在于它在不同人士和社群的努力下，通过它给所有台湾人，上了一堂社会通识课。在不同的教育现场中，有的老师把叶永鋕的故事，改编成儿童可用来全班集体阅读的文本，有的老师则是口头讲述，或者用戏剧来教学。更多不同科目的老师，在平时讲课与演讲中，穿插和不断重复，让“叶永鋕”三个字，变成校园反霸凌的专属代名词。
我们希望，中关村二小受欺凌学生家长的公开讲述，能成为一个新的时代开端。借这一契机，全社会尤其是教育工作者的校园反欺凌视野，由此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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