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清朝进入尾声之时，中医依然在这个国家的救死扶伤事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人们也知道，这些挂着“悬壶济世”牌子的大夫有着种种不靠谱。
文/李夏恩
当“拟生脉散”四个字，被杜钟骏忐忑不安地写在药方笺上时，在场所有人的面色都阴沉了下来。每个医生都知道，当药方上出现“生脉散”这味药时，就相当于宣判了患者死刑。尽管组成这味药的几种药材——人参、麦冬和五味子都是常见药物，却只有在患者六脉散微将绝、命悬一线时才会冒险一试，但往往也只是尽人事而已。
对杜钟骏和其他医生来说，1908年11月14日必将成为他们一生中最难忘也最恐惧的经历，因为躺在面前的是大清帝国名义上至高无上的君主——光绪皇帝。
此时，根据大夫的诊视，皇帝已经“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关紧闭，势已将脱了”，甚至当杜钟骏用手按脉时，皇帝竟“瞿然惊寤，口目鼻忽然俱动”。
所有迹象都显示皇帝之病猝然突发，而且凶险至急。对给皇帝诊病的医生们来说，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尽快与皇上的死亡撇清干系。
杜钟骏诊完脉面见内务府官员时，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今晚必不能过，可无须开方。”只有在内务府官员的再三强迫下，杜钟骏才勉为其难地在药方上写下“拟生脉散”，让人用“人参一钱、麦冬三钱、五味子一钱，水煎灌服”。
自从三个月前入宫给皇帝和慈禧太后看病开始，杜钟骏就下定主意：皇上的病，徒劳无益，希望全无，不求有功，先求无过。但伴君如伴虎，皇上的生死分分钟关系到他的身家性命。
在大清朝进入尾声之时，中医依然在这个国家的救死扶伤事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人们也知道，这些挂着“悬壶济世”牌子的大夫却有着种种不靠谱的地方。无论如何对于朝廷而言，到了光绪弥留之际，还是要中医开一剂“拟生脉散”。
这并非是杜钟骏第一次面临这种棘手的危难状况。早在30年前，他就遭遇过一次令他印象深刻的生死时刻。这一年杜只有26岁，但已经是扬州一位小有名气的“良医”。从20岁起，杜就在扬州弥勒庵桥之火星庙开业行医。那一次，他所诊治的是一名“头面赤肿，以致两目俱合”六脉沉细欲绝的濒临死亡之人，而病人家属找他过来，也并不希求能够起死回生，只是希望杜能给个准确的死期——毕竟家里棺材、烧纸都准备好了，总不能浪费。
但杜在按完脉后，却得出了一个让病人家属大为惊诧的结论，这个人的病有救，但必须要按照他开的方子来治。而他开出的药方更让病人全家大惊失色：病人明明“面红肿如火”，而他却开出了十全大补汤，还加上干姜、附子这样的大热大补之药。杜坚持己见，一副“爱用不用”的态度，病人家属终于屈服，当然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姑且一试。
这是一场生死豪赌，但最终的结果如杜钟骏所预料的那样，药到病除。杜钟骏也因为这个起死回生的医案而声名大噪，就像晚清的许多医生同道一样，他开始踏足官场，为自己的行医事业更添上一顶功名的帽子。
1908年，他已经成为浙江巡抚冯汝骙幕中的节署文书，这是一个最接近权力中心的位置，晚清的很多督抚大员都是从幕宾文书起家一路直上的，但就在此时，他突然被冯保荐入京，为身罹重病的光绪皇帝治病。
从一开始，杜就把这个差事当成一份苦差，毫无为龙体把脉的荣耀感，反而更添了许多忧惧。为这样的非普通病人诊脉，要时时小心不要触碰忌讳：“皇太后恶人说皇上肝郁，皇上恶人说自己肾亏”。“肝郁”和“肾亏”这种被忌讳提起的病名恰恰证明了早已流传坊间的宫中秘闻：从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皇帝就一直被皇太后幽禁，囚徒心境，自然很容易患上“肝郁”之病，而“肾亏”则暗示皇帝生殖能力有问题，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宫内外一直谣诼纷纷的“废帝另立”之说。
宫中的三个月，对杜来说，也许抵得上他行医经历的三十年。三十年前，他冒险使用大热大补的猛药救活了一个命在旦夕之人，而三十年后，面对同样一个缠绵于生死之间的病人，杜却感到手足无措，他和他的医生同道，唯一能指望的，只有“生脉散”的奇迹发生。
就在杜钟骏和他的医生同道满心想着如何脱离宫中火海的时候，一本名为《医界镜》的小册子，在嘉兴的一家名为“同源祥”的小书庄里刊印发行。这书里提到一个和杜钟骏一样入宫为慈禧太后诊病的外省名医冯植斋。
与杜钟骏时时处于惊慌之中不同，冯植斋得益于他的同乡——文名、医术双双名满天下的陆润庠侍郎。陆向冯面授机宜，举出前朝咸丰年间外省入宫名医潘霨的例子，潘自恃医术高明，所以预先没有用使费探听皇太后的病情，结果遭到内监呵斥戏弄。唯一幸运的是，潘开的方子药没煎好，太后就晏驾了，“假使延迟数刻，服了潘公的方药，太后方崩，其罪必加在潘公一人身上矣”。
得知其中玄机的冯植斋自然照方抓药：先到太医院管领医学大臣处，用了银子，考取了一个御医的衔名；然后又用了银子，托人到内务府总管处探取老佛爷的病情及太医院的方法，在外先拟好脉案。
到了内廷请过脉后，按照早就拟好的方案开了方子：“至于老佛爷服他的方药，与不服他的方药，横竖张王李赵去看的也不知多少，也记不清哪一个开的方子，总之都算御医便了。”当冯植斋离开京城后，头上就多了给老佛爷诊过病的大名，以及一个御医的虚衔。
冯植斋当时有“医国圣手”之称，给慈禧、光绪都看过病，并且封为三品刑部荣禄大夫的大名医陈莲舫。而这本书的作者，化名“儒林医隐”的郁闻尧，本人就是医界中人，所以深谙所谓“名医”的个中三昧。
这本小说最初在1906年以《医界现形记》的名字出版，已经印了一千册，却因为揭露了某位名医的内幕，所以被迫收回，这算是现代中国医界揭黑小说的鼻祖。
按照这本书的说法，这些名医的练成，往往都是无心插柳，或者说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小说的主人公贝仲英就是完全靠运气发迹的典型代表，他的名医发家之路是治好了杭城富豪赵氏之子的疑难怪病，这位赵公子因为贪食文旦不消化，患病日重一日。
贝仲英给他开出的灵丹妙药，其实是他“旬日未洗澡，臭垢层叠，一搔一条”的泥垢捻成的臭垢丸，却被他吹成是用了“参芦、藜芦、生山桅、豆豉，加些阿魏丸”制成的“二芦豉丸”，但因为病人需要催吐，所以没有什么比身上的臭垢更让人恶心呕吐的东西了，于是药到病除，贝仲英也借着赵富豪的鼓吹而一跃成为名医。
这些靠运气扶摇直上，成为名医的事迹绝非个例。在有清一代的笔记中比比皆是，吴炽昌就在《客窗闲话》中提到过一个吴姓的槜李郡名医，这位名医刚出道不久，就把县令爱女的感冒治成了不治之症，幸亏和衙役相熟，闻风而逃，等到县令换任，他才回家复整旧业。
结果就在庆祝重新开张欢宴之时，又新出事故，竟把一大瓶信石末当痧子药给了都督营下的一位大将。酒醒后的吴名医第一念头是再上逃亡之路，但没想到大将所生的病恰好只有信石能治，于是吴名医便成了大将军的座上客，而他本来不佳的医术也靠着大将的威势被掩饰下来。结果就靠着这点儿运气，吴名医没过数年，便起大宅，富甲一方了。
运气乃是成就一代名医的不二法门，但如果追根溯源这些名医的出身，就会发现，“英雄莫问出处”这句耳熟能详的俗谚，不仅仅是一句自谦之辞，对某些名医来说，更是一块遮羞布。
“那四只高高顶到山墙横梁的中药柜，是我们家的；那只长一丈二尺的药案，是我们家的；那张红木做成的诊案，是我们家的；还有那些青花药瓶、黑铁碾草、紫铜药臼，也是我们家的。所有这些，都经过我祖父的手泽。”一代名医费振钟对自己年幼时祖父医室的回忆，特别能满足一般大众对名医的想象。
实际上，真正出自家传的名医确实少之又少，更多的名医只是半路出家。后来成为名医的李泽清，刚刚投师陈文卿时，抱的心态就是“求不到官有秀才在”的试一试的心理。“穿的是一件土布做的双排扣汉褂，腰间系着一根麻布腰带，还背着粪篓子”，就去拜师了。
而他“考医学院”的过程，就是陈文卿拿出一本《本草备要》让他作句读圈点。李凭着自己十年私塾的功底，圈点过了，老先生看了圈点，一句“孺子可教，孺子可入医道”，就算是把李引进了行。
上面的这两类人，至少在真正行医之前，还会经过一番必要的专业训练。他们身上往往关系着家族和师辈的名誉，一般也有真才实学，他们要小心翼翼，以免辱没父祖师门名声。
但另一类医生，也就是小说《医界镜》中提到的贝仲英所属的那一类“名医”，他们往往原先是读书人，因为屡考不中，所以干脆转入医道，“自学成才”——对一名文人或其他职业之人，这应当是不小的赞誉，但对医生来说，恐怕就多少让人心存疑虑了。
小说里贝仲英挂牌行医的开端就是一个典型，他先是看世上俗医“一样赚得好银钱”眼热不已，所以看了几本“王叔和、李濒湖等脉诀”，最后经不住他妻子催促，一激之下“要挂就挂，当拣一黄道日子”，然后翻开黄历，选了“六月二十日天医吉日”，“买些纸马三牲，烧了一个发财路头。供献已毕，爆竹声中，门口竖起一块金字招牌，写着：贝仲英内科男妇方脉。又写了许多招子，四面八方，各处黏贴”，医生的买卖就算做起来了。
运气之所以称为运气，是因为它就像气飘摇不定，早晚有离开的时候。《医界镜》里的贝祖荫，经过豪门子弟和报刊主笔的反复鼓吹，以及那次拜医王的大典后，声名已经成为“上海第一等，而收取看金之多，方为上海第一”，但他的好运却也到了头，厄运也随之而至。
一位叫丁祖良的老贡生，因为十九岁的女儿两三月经期未转，请贝祖荫去诊病，但请的人却说成是为少奶奶看病。结果贝祖荫竟然给一个未出阁的黄花闺女诊出了怀孕三月的喜脉。发现误诊的丁家怒不可遏，令家人将这位昔日的“医王”“拖翻，用索子捆扎起来”，然后拿了一把剃刀，亲自动手，把贝祖荫的眉毛全部剃去，又把两边胡子剃去一半，把他赶出门在光天化日之下示众。
尽管如此丢人落魄，但在这本《医界镜》中，贝祖荫误诊的下场算是不错了。更多的结局是所谓的“名医”误诊，害人害己，名声扫地。
小说里提到一个叫周药师的医生，本来只是贝仲英家的一个书僮，因为行为不端而被贝氏逐出家门，却靠偷出的两本方子在江阴行医撞骗，“要讲他做郎中的样子，龌龊下流，也描摹不出是哪一种”，却因为碰巧有一张妇科名家张大金的方子，所以成了当地时兴的妇女之友，“靠这歪运，行了二三十年，家资很大”，但最终还是折在了他发家的妇科上。
一位张姓人家请他给媳妇看病，竟被他治死。张家不依不饶，最终周药师没有办法，只好请人说情，“他死了一个媳妇，我拿自己的女儿配他的儿子是了”，不料又过了两个月，他又把李大郎家怀有四个月身孕的媳妇治死了，“药师磕头如捣蒜，情愿将第二个女儿赔偿与他做媳妇，才能完结”。结果没过几天，又有人来请他为周小三娘子难产诊病，吓得周药师对他媳妇说：“不好了，周小三又想到你了，快去回他，说不在家，不要开门。”
周药师的故事听起来像是个笑话，但在清代笔记中，庸医误诊、致人死命的故事往往有之。《大清律例》中对庸医治人死命有着非常详细的规定，最重的是斩监后。
处罚看起来不可谓不重，但是却鲜有真正执行者，官方对庸医致死的处罚往往是杖刑枷号，罚银了事。清代用以实际量刑的官方参考书《刑案汇览》中仅收录了10则庸医致命的案例，而且处罚都相当轻，像1789年四川庸医李秀玉误用川乌药末致吴贵祥身死一案，最终的判决只是倍追赎银，杖一百，枷号三个月。
一如晚清一篇名为《中西医学浅说》的文章所总结的那样：“中国向视医学为小道，待之不重，责之亦不甚严，苟且从事，为例所不禁，即有错误，罪止枷杖，且准收赎，故若辈坦然为之，无所顾忌。”
清末民初，西医随着洋人进入了中国，中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除了用传统的思维去解释西方理论不适合中国特点之外，还要从旁窥视侦查西医有没有在治疗上犯下致命的错误，一旦抓住把柄，中医就像被医死人的病人家属一样，对西医进行严厉反扑。尽管每年死于中医之手的名人成百上千，但西医一旦医死了一个名人，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非常不幸的是，晚清大名鼎鼎的外交家、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就被认定死于西医之手，更重要的是，他还曾和力斥中医的英国医生德贞是至交好友，所以曾纪泽的死亡很快被加到西医头上成为一大罪状。像《医界镜》这样的中医揭黑小说，也特意在书中单列一回“贤侯误丧柱石身”来详述曾纪泽如何因为“酷信西医”而死。末了还不忘发表一通忧国忧民的宣言，“以后办国际交涉既起，遂乏其人，以致强邻眈其虎视，肆其鲸吞，驯至今日门户全撤，堂室将倾”，这些亡国灭种之祸，全是“偏信西药者阶之厉也”。
从某种意义上讲，爱国主义恐怕也是中医在面对西医时的唯一法宝了。风潮甚至刮进了宫廷之中，在杜钟骏看病的三天前，一名叫屈桂庭的西医给皇帝诊过病。他发现皇帝病势猝然转危，当时殿中“中医俱去”，没有一个人发现皇帝之病猝发得如此蹊跷，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进宫。
三天后，杜钟骏捏着“生脉散”的药方焦急地等待着奇迹的发生，奇迹确实发生了，但却不是起死回生，皇帝在用药前突然死亡，打破了所有的僵局。
杜钟骏绝对想不到的是，他在皇帝临终前开出的那味“生脉散”也许真的能救皇帝于死亡。根据新的临床试验结果，使用生脉散急救休克患者，死亡率仅有25%，比使用西药升压药的52%死亡率要低一倍。
但问题是，用药的方法不是杜钟骏这些中医习惯的灌药，而是西医的注射。倘使在1908年11月14日那天，杜钟骏或者其他医生随身带了一个注射针筒，也许历史就会改写。
但，历史就是少一个针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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