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曹景行也是一个资深的古典音乐迷。12月16日晚，曹景行做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大隐书局主办的大夏读书会，以上海为原点，揭开上个世纪古典音乐在中国的起伏脉络。
“讲到上海，自然脱离不了古典音乐。远东第一个管弦乐团，就是1879年（清光绪五年）在上海成立的，它也就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上海公共乐队。”曹景行补充道，“上海对于古典音乐的接受程度很高。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它是世界音乐走进中国的一个窗口。”
中国也曾有古典音乐大师
上海租界设立之后，“他们也需要自己的音乐文化，所以组建了乐团。”曹景行说。在外侨对古典音乐的强烈需求下，上海公共乐队建立了，也就是后来的上海工部局乐团。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这一历史事件的一个小涟漪是，它间接推动了古典音乐在中国的发展，
俄国的“十月革命“不仅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还为中国输入了大量俄罗斯贵族和艺术家。革命爆发以后，反布尔什维克的士兵、军官、尚不了解新社会的知识分子，以及沙皇俄国的政府官员等大量逃亡中国。这批俄国人在上海被称为白俄。他们来到中国以后面临谋生问题，艺术家们就选择了表演和教授古典音乐。
在古典音乐传入中国的开始阶段，表演者和观众都是外国人。直到1925年，普通中国观众才步入交响音乐的殿堂。这得益于上海工部局乐团的指挥意大利人梅百器（Mario Paci），他是李斯特的再传弟子、傅聪的老师，也是历史上将西洋音乐中国化的重要人物。他不仅注重增加中国听众，他还十分重视培养音乐人才，为中国本土音乐家的成长创造了机会。在他的努力下，1927年，小提琴手谭抒真成为第一位在乐队中演奏的中国音乐家。
1949年以后，古典音乐其实还在继续发展，出现了五位获得国际钢琴比赛大奖的本土钢琴家，分别是傅聪、顾圣婴、李名强、刘诗昆、殷承宗，他们都与上海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傅聪和顾圣婴，二人都是上海人。1955年，傅聪获“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和“玛祖卡”最优奖。两年后，五位中唯一的女钢琴家顾圣婴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中获金质奖章。“我想这也与上海的钢琴文化有关系。”曹景行说。古典音乐是舶来品，中国人的接受和学习比西方人晚得多，但这些优秀的钢琴家为中国在古典音乐殿堂里占据了一席之地。
然而，1963年以后，政治斗争开始一步步压缩古典音乐的生存空间。这一年，姚文元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批印象派音乐和美术。很快，音乐、美术、电影和话剧等被牵连其中。
曹景行说，1964年，他当时在电台里已经听不到古典音乐了，两年以后，古典音乐也几乎完全销声匿迹。1966年9月3日，傅聪的父亲傅雷和夫人自杀了。仅仅时隔半年，顾圣婴也选择自杀身亡，彼时她才30岁。接着，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陆洪恩被迫害致死。
曹景行最难以忘记的，是他把收藏的唱片一张一张敲碎的声音。对古典音乐的热衷让曹景行十分爱惜唱片，谈起古典音乐如数家珍。他把唱片扛回家后，往往会翻过来倒过去听很多遍。但是现在，他不得不亲自毁掉所有珍爱的唱片，并且还是悄悄的、不为人知地毁掉自己的热爱，因为那是所谓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在那样的情况下，当然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古典音乐，当时只有八个样板戏和一些革命歌曲。”曹景行回忆道。电影也仅剩下两部，其中之一是《列宁在1918》。“这部电影中有一段是把沙皇抓起来的桥段，宣布的地点发生在剧场前面，剧场内正在演出《四个小天鹅》。结果不少人为了看大概十秒钟的《四个小天鹅》芭蕾舞，把这部电影看了一遍又一遍。”
那是一个没有古典音乐的时代，后来却也有一丝亮光照进来。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费城交响乐团给尼克松写了一封信，申请到中国演出，继乒乓外交以后进一步推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他们于1973年9月来到中国，一共演了六场，演出曲目是双方协调以后的结果，不仅有美国交响乐，也有中国革命歌曲。“他们的到来给我的感觉是突然开了一扇窗，但很快又关上了。”
艺术的匮乏让他不得不反复接触样板戏。“那个时候，八个样板戏我全部会唱。这不止是我一个人，大家都是这样的。我1968年下乡，在乡下干农活很辛苦，但是文化可以支撑我的精神世界。”
“听到旋律响起，我完全呆住了”
“你无法想象，当我经过食堂附近突然听到交响乐的旋律时的心情。”曹景行感慨万千，“十几年了，我十几年没有再听到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此时又听到旋律我完全呆住了，走不动路了。”那是“文革”结束后北京举行的一场中央交响乐团音乐会直播，他在心中说，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又可以放了啊。
“解放是什么？就是突然松开的感觉。”曹景行立在原地突然尝到了滋味。1979年，美国著名音乐家斯特恩（Isaac Stern）访华，这对于当时的中国古典音乐迷来说犹如久旱逢甘霖。在与上海的交流中，斯特恩发现中国的音乐教育已经僵化了，于是给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带去了细致入微的指导。这时候，《南泥湾》唱起来了，邓丽君的歌声也慢慢进入了大陆。
“音乐到底会改变什么，我并不清楚。”曹景行说，但很快他用一个故事来做回答。曾有一部纪录片讲述在捷克的集中营里，一些犹太艺术家组织起一支包含管乐、弦乐、声乐等部分的乐团。这批人中不断有人被送进毒气室，但他们仍旧不断地寻找新的乐手来排练。最后在集中营里，他们完整演出了威尔第的《安魂曲》。正是对音乐的追求，支撑了这些犹太人活下来。
曹景行的话得到了现场观众的热烈回应，其中一名1994年出生的女生谈起了自己的想法：“对于一直处在应试教育压力下的我们这一代来说，社会欠我们一节音乐课和美术课。我们看似什么都有，选择有很多，但是我们选择的机会太少了。”艺术教育的缺失，是值得深思的问题。音乐到底能带来什么变化，曹景行并不能具体回答，但他说：“贝多芬生活在两百多年前，他跟我们能有什么关系呢？但是音乐给了我们内心所需要的，这种需要或许是人类的共性。这让音乐可以跨越种族、国籍、时间，不断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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