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东晋陶渊明留下“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惬意和桃花源的幽静之后，归隐的风尚便流行开来。于是，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士人和隐士；形成了一种特有的诗派——山水田园诗派。然而，影响绝不仅限于此，陶后真正做了一辈子隐士的寥寥无几，却影响了千年的墨客，留给了他们精神的寄托和宽慰。
唐人的代表当属孟浩然与王维了。他们善于体会山水之趣，他们的诗风清新宜人，如同山间的清风习习。然而，细细揣揣摩他们的诗作，纵观他们一生的足迹，却会发现他们与陶渊明那样隐士的不同。他们并未对生活失去希望，他们并未对俗世心灰意冷。盛唐的繁华造就了唐人的闳放。浩浩《全唐诗》，盛唐年间，绝大多数都保持了一种昂扬的姿态，他们的骨子里，始终流淌着盛世傲人的血液。因而在仕途不顺的境况面前，没有宋人的满腹牢骚，没有元人的寄情瓦舍，没有明清的鞭挞讽刺，他们的苦闷只是暂时的，他们对梦想的追求，并未因此而止住脚步。孟浩然的归隐，据陈贻焮所说：“本身也有积极的人生意义。这是一种姿态，一种方式。”“这种归隐，心情优雅，充满幻想、期望而无萧瑟之感。”这便是孟浩然所代表的一种隐逸的态度。他们选择隐逸的起因，不是出于对世事的冷漠，更多的是在寻求心灵的恬静与安适，是在追求一种高洁的品德和人格。他们仍旧心存世事，“惟有幽人自来去”。这一来一去，是在寻找一个平衡的切合点——不偏于对仕途的争取，不屈于心灵的纯洁，佛释道的经义相结合，最终形成一种广博的胸襟与气度。
倘若说唐人是将隐逸做为一种生活态度，作为一种陶冶性情的方式，那么宋人的隐逸，则更多的是一种对仕途不顺，壮志未酬的心灵慰藉和寄托之所罢。纵观两宋诗人，特别是南宋，诗人在出仕入朝之余，大多都还有田间的别居。这似乎也成为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且宋代一度出现诗人争相购田，置产的热潮，足以看出其流行之广。于是，在朝政繁杂之余，在国仇家恨之外，在壮志难舒之时，山水之情，庭院之趣，成为他们排忧解愁的重要途径。于是才有了“红莲相倚浑如醉，白鸟无言定自愁”“一丘一壑也风流”的恬静心境。这大概就是宋人的雅兴罢，花重金购田为的是不是自己的心灵受屈，为的是在失意和苦闷之中去寻求心灵的依傍。宋比唐，少了一种凌人的盛气，少了一种豪放广阔的胸襟，多了一份细腻，犹如宋词的清丽和婉约。而这，不也正是时代的熔炉所造就的吗？
陶公所创的田园诗派，所设的隐逸风气，究其价值，远非仅是使后代多出几位对世事失望的隐士。在佛学积极入世的氛围中，山水田园并不意味着消极避世。反而，在时代的背景之下，以积极奋进为主，以山水之情为辅，从而获得心灵的陶冶或慰藉，使得仕途并不那么艰涩难行，使得前方并不那么渺茫无期，使得生活并不那么枯燥乏味，毫无情趣。
自晋到唐再至宋，山水之情，田园之趣，牵起了不同时代的不同情丝。然而，无论何时，他们所展现的，都是中国文人的至情至性，由此构成了一个古老民族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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