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因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采取扶蒋反共、敌视即将建立的人民共和国的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交方面果断地采取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政策。1949年1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处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实际含义是不急于同帝国主义国家建交。
正如周恩来所说的尹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这是为了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1949年2月初.手泽东存同米高杨谈话时曾形象她把我们这个国家比作一个家庭，说它的屋内太脏了。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地清理我们的屋子，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这是毛泽东依据中国的历史和当时现状所作出的另一重大的外交决策。
“一边倒”明确宣布新中国将联合苏联，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一边，是建国前夕我们采取的又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1949年4月3日，中共与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草拟的《反对北大西洋公约联合声明》，第一次公开点明了苏联是新中国的盟友。此后，毛泽东又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一边倒”。他所说的并不是倒向某个具体的国家，而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既是根据当时国际形势，包括美苏对华政策决定的，也是新中国为了维护自己的主权与权益所做出的正确选择。事实上，中国政府在处理对苏关系中，始终保持了新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地位，把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放在第一位，从未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做出过有损主权的让步。
在长期的外交实践过程中，毛泽东所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到“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再到“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集中展现了毛泽东的国际战略观。在毛泽东倡导下，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思想原则，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积极作用。
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后，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新中国外交方针，其中与苏联建立巩固的友好关系成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当年12月，从来没有出过国的毛泽东行程万里乘火车来到了莫斯科，此行的目的一来是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的庆祝活动，二来则是希望中苏两国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商谈和签订一个条约。
面对一个新生的又有些陌生的大国领袖，斯大林希望表现出真诚、热情；而作为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则不卑不亢。毛泽东深知，与苏联签订一个条约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但是，毛泽东同样清楚，独立自主对于一个刚刚创立的国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此，尽管毛泽东一再强调新中国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倒”方针，但是在与斯大林谈到中苏条约问题时，毛泽东更强调中苏两国建立的是平等的友谊关系，签订中苏条约不应该是一厢情愿的，更不是乞讨式的。
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在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谈时，希望斯大林主动提出条约问题，自己则不愿主动对此深谈。尽管双方因此产生了某种误解，但是经过紧张的谈判，新中国还是与苏联最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第一次苏联之行，维护了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用条约的形式将中苏友好合作关系固定下来，这对于巩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外部条件。对于这段经历，毛泽东在50年代末曾有过这样的回忆：
“我在莫斯科和斯大林谈判中苏条约问题，中长铁路、合股公司、国境等问题时，我的态度是：第一，你提出，我不同意的要争；第二，如果你一定要坚持，我可以接受，但保留意见。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的利益。”
与蒙哥马利的这次会谈正值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刚刚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时期。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下，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认识到，中国只有拥有了核武器才能确保国家安全，也才能在国际上有发言权。1961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了“独立自主、优先发展”核武器的重大战略。尽管在发展核武器问题上毛泽东与蒙哥马利的观点不尽一致，但在谈笑间，毛泽东求同存异，既向蒙哥马利说明了中国要发展核武器的明确态度，又表明了中国支持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基本立场。通过与蒙哥马利的会谈，毛泽东向世界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要进行核试验，同时，中国也将继续为全世界禁止和销毁核武器而努力。三年以后，1964年10月，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升。
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之间的官方关系一直处于基本冻结的状态。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给全世界带来巨大震动，更使邻国日本受到冲击。日本的政坛出现动荡，就在尼克松访华后五个月，田中内阁组成，新内阁对改善中日关系有着明确的态度，田中在就职的当天就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为加速日中邦交而努力。
始终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毛泽东，及时了解到田中内阁的动向，他指示周恩来：对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加紧。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签订了《中日联合声明》，两国宣告邦交正常化，中日关系由此揭开了新的篇章。
随着中美、中日关系的相继正常化，中国也迎来了新的一轮建交高潮。仅1972年一年，中国就先后同十八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四年后，田中得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感到十分悲痛，他向报界做了一次谈话。田中充满感情地说：“日中复交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业并不是事务性地就能解决的。为揭开日中永远和平的帷幕作出决断的，是新中国的八亿人民的领袖——毛泽东。我认为这是为日本、为中国，也是为全人类作出的伟大决断。”
毛泽东的外交风格独特而具有魅力。它既有高屋建瓴、气势磅礴的雄姿，又有行云流水、和风细雨的韵致，刚柔相济，超凡洒脱，给许多国外领导和友好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展现了新中国热爱和平、独立自主、主持国际正义以及促进人类进步的良好的国际形象。毛泽东开创独立自主的新型中国外交的伟大实践，从根本上确立了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地位。毛泽东不但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也有力地影响了世界。毛泽东令人折服的外交风度、智慧和魅力给世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作为一位个性鲜明的领袖，毛泽东绝不容许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受到半点侵害。
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是毛泽东整个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宝贵的经验财富，深入研究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对于我们全面把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制定合理的外交政策有着巨大的借鉴意义。我们应该深刻发掘其中的内涵和精髓，用于新世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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