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十分特殊的和特有的阶层。“士”即“士族”，是指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社会地位显赫的世家或大族”。而“绅”即“乡绅”，原指体现帝国官员官阶的刺绣腰带，在帝国晚期的时代，“绅”则是用来代表那些通过科举制度获得了功名的人。
“士绅”一词出现得较晚，但其内涵却十分广泛，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概念。它既包括在正式官僚系统中任职的士大夫精英，又包括非正式地管理乡村事务的地方名流；士绅们既拥有官方地位和身份，又大多处在乡村的生活状态。简而言之，士绅可以说是在地方上具有一定的声望和一定的财富，有钱有势、有头有脸的那一群社会精英。世族、世家、巨室、门阀、富商，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功名的有功名者，如上层集团中的学衔较高或拥有官职但学衔不一定高的人和下层集团中的生员、捐监生等功名较低的士民等等，这样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都属于士绅阶层这个宽泛而复杂的阶层。
士绅阶层位于县衙与底层农民之间，在为防止地方势力过于庞大而实行“本籍回避”政策的大清帝国，士绅很好的成为了连接政府与民间社会的重要纽带，具有官僚特质和贵族倾向的双重身份性。因此，在古代中华帝国的政治秩序里，士绅充当着类似于官方助手这样的身份，同时，也担起了社会自治的功能。那些在外籍为官的官员们有时并不知晓当地的风土民情，甚至不通方言，为了便于管理，他们需要在当地具有一定声望的士绅们来进行非正式的协助。于是士绅们承担起了部分“父母官”的职能，他们协助调解农民之间的法律纠纷、监督地方学堂与书院和水利工程、他们招募和训练地方民兵、包揽农民的税收；他们还是庞大的帝国官僚的后备军，因为在这些士绅中存在着一大批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体系的下层士绅们。而在社会秩序里，士绅们则承担着推动公用事业的作用，是农民的庇护伞。他们推动者慈善事业的发展，在农民贫困的时候接济穷人、照顾鳏寡孤独，提供社会福利；他们承担着维护农民安全的责任、调解土地纷争，不断推动和管理公共事务；他们还以“一种家长式的作风引导着农民阶层向更高的道德标准迈进”。可以说，正是因为如此，士绅在民间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地位，他们这种非正式地协助行为既便利了地方的管理，使地方官僚离不开士绅的帮助，又得到了广大下层贫苦农民的尊重。总的来说，士绅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一个十分重要、对国家治理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的阶层。
用魏斐德的话来说“帝制晚期的士绅从来都不是一个整体”，但是在19世纪以前，皇权和地方士绅之间还是十分平衡的士绅阶层也只有上下阶层之分。这时，朝廷还可以通过调节科举取士额名额来轻易控制士绅阶层的队伍，可以通过呼吁士绅的节操的劝诫行为来抑制士绅，可以通过剥夺士绅的包税权、递诉状等特权来打压士绅。可是这一切从中国近代开始就变得不那么可控了，朝廷发现想要控制士绅变得越来越困难，于是士绅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士绅内部都在逐渐发生变化。
如果说平衡得以维系是因为“上层士绅从未获得财政独立和兵权”，那么这种平衡的打破也正是因为士绅们逐渐获得了财政独立和兵权，这种平衡的打破同时也导致了士绅阶层的分裂。19世纪40、50年代的中国处于一个十分混乱的时期，内忧外患使清政府忙得焦头烂额。外部，西方列强不断侵略中国，西方资本主义崛起，到处侵略扩张，试图用挑起战争来维护自己经济上的利益；内部，太平天国运动来势汹汹，农民运动此起彼伏，南方的骚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失业率与犯罪率齐升，已经严重危害到了清政府的统治。而清政府的八旗军与绿营军却早已不堪一击，根本无法击退敌人，地方团练就在这时展现出了他的优势。在抗击太平军中取得的屡次胜利让清政府相信，团练可以击退外国侵略者，也可以镇压内部的反抗，他们必须依靠地方团练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于是皇帝开始承认地方军事化，他委派了四十三名高官出任帮办大臣，这直接导致了地方团练的兴办。特别是在团练大臣曾国藩创办的湘军平定了太平天国之乱后，地方军队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士绅对皇权的依赖减少，人们发现从前只能通过从文的方式即考取功名来获得官职，而现在还可以通过从武的方式。于是士绅阶层的第一次分裂就这样产生了——军绅阶层，也就是后来土豪劣绅和军阀出现了。
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差不多同时发生的“洋务运动”带来了士绅阶层的第二次分裂。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运动中以军饷的名义获得了财政独立，曾国藩和李鸿章通过厘金和上海关税权等方式在军饷之外还得到了大量资金。在西方列强经济侵略的刺激下，曾国藩和李鸿章等洋务派积极寻求抵抗列强商品输出的手段，于是他们利用这笔资金兴办了大量近代民用企业和军事工业，如船政局、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总局等等。在洋务派的倡导下，全国兴起了“自强求富”的风潮，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被打破，重商主义开始兴起。一大批民族企业和近代企业诞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发展，经商的人数迅速增多，商业的地位大大提高。这直接导致了一个新兴阶层的出现——商绅即民族资产阶级。
第三次分裂则是因为近代教育的发展，新兴知识分子阶层出现了。洋务运动的开展在带来商业上的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洋务运动创建了一大批新式学堂并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西方的技术，这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这些在西方学习过的人才为近代中国带来了大量的新思想并不断地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1905年，在中国持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这更是把士绅们与政府的纽带扯断了——士绅们无法再通过科举的方式进入官僚系统。于是，西学、地方政治威望和财富给了士绅们全新的获得功名的方式。近代知识分子迅速兴起，塑造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之前的士绅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
上文提到团练和地方军事化使得士绅阶层进行了第一次分裂，但是地方军事化的影响远不止于此。清末，地方利益和秩序由于内忧外患而遭到了破坏，而中央政府的腐败和衰弱却无法在这时维护地方地利益，于是地方的士绅们有了军事化的倾向，他们不得不寻求自己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早在18世纪末，为镇压白莲教起义，皇帝就曾被迫允许过地方团练，但白莲教起义被镇压之后，为了防止地方危害到中央，这些地方军队便马上被解散了。这是清末地方军事化的基础和起源。但是到了19世纪，即使是在平乱之后朝廷也很难把这种军事权收回。太平天国运动的反抗者过于强大，再加上外患，统治者只能寄希望于这些团练。因此，湘军、淮军迅速崛起，在平定了太平天之后，又平定了捻军之乱，掌握在曾国藩和李鸿章手里的湘军、淮军这些地方军队俨然强过八旗军和绿营军太多，成为了实际上的国防力量。这些地方军队逐渐掌握了更多的财政独立权、司法权等等，地方权力日益增大，地方军事化和地方割据就这样形成了便迅速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
而地方军事化带来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统治者派往地方的团练大臣成为了20世纪中国军阀的先驱，而下层士绅团练经纪人则成为了20世纪30年代土豪劣绅的前身。地方军事化逐渐演变成地方武装，军事权力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于是地方军事化便成为了日后中国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的根源。但地方军事化也不是没有好处，地方军事化的发展也带来了一股摧毁清王朝的强大军事力量。地方军事权的独大使得中央集权名存实亡，地方督抚的权力大大超过朝廷，于是最终在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之下各地方纷纷倒戈宣布独立，专制统治的迅速灭亡少不了地方军事化的推波助澜。
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很长时间处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采取了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它们分别在中国扶植各派军阀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军阀割据的局面形成。为了应对这一局面，1926-1928年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统一战争——北伐。北伐消灭了北洋军阀后，国民党基本统一了中国。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地方割据势力被彻底消灭。
当然，清朝晚清的社会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也不是没有做出应对，直到1912年清朝灭亡之前清政府进行了三次改革：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不过可惜的是这三次改革都失败了。洋务运动是一场停留在器物层面的改革，他着重于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洋务运动中，地主阶级们创办了一大批近代民用企业和军事企业，创办新式学堂和海军等等，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师夷长技以制夷”，妄图通过西方的先进技术来挽救清王朝的统治。但是，封建制度下的清王朝显然没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保守派的顽固抵抗，官员的贪腐，军队将士们志在升官而不在卫国，以及洋务派丝毫不触及封建体制的改革导致了这场运动必然失败。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这场变革持续了100多天便失败了。戊戌变法集中于制度层面的改革，他大肆宣扬孔子是变革的先导者，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以救亡图存。但是，这时的顽固势力依然强大，维新派也过于依赖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从而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过于激进的宣传和手段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挑战导致这场改良运动脱离了人民群众，又怎么可能成功呢？与戊戌变法相似但影响更广更深的清末新政在1901年慈禧太后的主持下展开了。清末新政进行了一番十分剧烈的改革，他花费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建立了新军；颁布了一系列法律鼓励实业以促进商业发展；他改革了官僚制度，建立了总理衙门，希望缓和与士绅阶层之间的关系；他改革了教育制度，废除了在中国实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这一切似乎会使清朝变得越来越好，但实际上他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他仍然没有逃离出前两场改革的局限，仍是一场自救运动，而且在新政的同时为了筹措资金只能压迫位于下层本就贫苦的农民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他经济上的改革反倒便利了帝国主义对华的资本输出，还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奠定了基础。因而这一系列的举措无非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我想这三场改革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都是因为没能触及到封建制度这一根本吧。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深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大压迫，不改变这一性质，中国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强大起来。再加上封建制度下的中国早已腐败不堪，人们的生活水深火热，富国强斌，挽救危亡的统治更是难上加难。
1912年，清朝灭亡了，帝国秩序全面崩溃，此时的中国该去往何处？军阀混战统治中国的局面该怎么打破？勒税强租、贪婪的地主和士绅会走向怎样的局面？底层人民的贫困生活能否改变？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践踏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未来的中国是走向和帝国主义一样的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其他？涌向北京的或许是无产阶级或许是武装农民的势力又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帝国秩序的崩溃就这样给20世纪的中国留下了这些令人费解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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