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我读了《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本书由亨廷顿所著，他是当代政治学领域中鼎鼎有名的大人物，对后发国家政治发展的研究极为经典，《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便是其代表作之一。书中“现代化”的内涵，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联系、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程度之间的关系等的讨论，都挑战了当时学界主流的观点，能给人很大的启发。以下是我读完本书的一些理解与体会。
一、现代化概念与政治动乱
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第一章就阐述了现代化的概念，即“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的变革”。现代化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它们密切相联，且能够相互作用。在我看来，现代化有社会在经济上趋向于工业化，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价值观念由个别性的价值观转换为普遍性的价值观，社会地位由身份由高低贵贱到“人人平等”等具体的表现，是一种社会演进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大规模政治参与的实现。本书中主要研究的是与政治关系最密切的政治现代化，表现为其一是社会动员，其二是经济发展，这两种变化缺一不可。政治现代化需要三方面的因素，即权威的合理化、机构的分离以及大众参与。
同时，亨廷顿提出的一个观点也给我带来了观念上的冲击，这跟我以往的想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以前和当时主流学界的“贫困论”观点类似，认为20世纪中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治混乱都是因为经济和社会的落后，现代化才能使这些国家通向稳定。而发展经济应处于现代化的优先地位，政治现代化只是前者成功后的一个结果，只要经济水平都有提高，政治的现代化就能形成，社会就会趋于稳定。
但是亨廷顿对这一主流的现代化理论发出了挑战，在第一章第三节他提到，“事实上，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句话呢？简要来说，即亨廷顿肯定了现代化程度高的社会较程度低的社会更加稳定，“现代性与稳定性是形影不离的”。但现代性是社会通过现代化进程形成的最终结果，许多发展中的国家产生政治秩序上的动乱，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政治上的现代性，而在于他们想通过动乱达到实现政治现代化的目标。
那么，为什么现代化过程会产生政治动荡呢？如上文所述，导致动乱的原因在于现代化，而不在于落后。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经济发展带来的动乱。极端来讲，只有经济发展，动乱才会出现。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得到基本的生存需求，那么他就不会关心政治，投身于政治活动。其二，社会动员带来的动乱。例如，教育普及会对政治稳定有着明显的冲击，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经过教育的普及开阔眼界，对西方世界现代化的向往与现实国家中实际的不足产生了心理上差距；高水平的教育促使高素质人才泛滥失业，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增多等。其三，不平等带来的动乱。经济发展使经济上的不平等越发严重，社会动员消弱了不平等的合法性，增强了人民对不平等分配的意识引起他们对政府的不满。其四，现代化速度过快会加大动乱程度。社会急剧的变革促使新的社会集团加入政治，但政治体制的发展步伐却过于缓慢。过快的速度会使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同时解决，当时先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依次面对的问题。在有了西方国家的“示范作用”的对比之后，这将更让人民失望引发更剧烈的政治动乱。
二、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复杂联系
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吗？一方面，主流学界认为，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现代化的重心在于经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让人们把生活重心由政治转移到发财支付致富的方向上，进而促使政治稳定。但在另一方面，亨廷顿认为迅速的经济发展会扩大人们对政治的需求，进而以一种更快的速度造成社会上对政治的不满。
看到这里时，我不禁想起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相类似的内容: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前，恰恰是法国国家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但是在这样的飞快发展中，人们的不满情绪反而最大。例如当时巴黎作为法国最繁荣的地区，有着巴黎就是半个法国的说法，但是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最激烈、人们反抗程度最高的地方，恰恰就是巴黎。我想，这就表明经济的飞速发展会使人们尝到了甜头，进而索求更多，如果这时不能实现人们更多的愿望，那么政府就会在政治稳定上遇见危机，《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与《旧制度与大革命》在这个观点上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
在亨廷顿看来，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是需要分阶段看待的。它们之间不是单纯的正、负相关关系，我们可以将之分为三个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低时，两者是负相关；经济发展水平中等，两者无明显的关系；经济发展水平高，两者会显现正相关。
他在本书中援引了大量的数据分析这一问题。在全球情况看，法国大革命表现出法国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政治秩序遭到了挑战，而日本、苏联等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国家政治却仍旧比较稳定，同时在政治参与率高的拉丁美洲，经济增长又是制度稳定的前提。这种矛盾的现象表明了两点，其一，只有经济发展，动乱才会出现，人们太穷将无心过问政治；其二，在取得较高水平经济发展的国家中，经济增长率高和政治稳定性强是相辅相成的。
三、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程度的关系
亨廷顿全书的重点在于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程度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任何一种政体的稳定都依赖于此。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都可以根据它的组织和秩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内部协调性来衡量。在政治稳定的情况下，二者关系会有不同的情况出现:其一是社会政治参与度和政治制度化程度都较高，这样的社会政治秩序将会趋于稳定；其二是两者程度都较低，这种传统社会参政人员少，人们参政的欲望低，反而也会使社会政治稳定，稳定程度甚至会胜于第一种情况。而在政治秩序不稳定的情况下，政治体系可以据其政治制度化程度与政治参与程度相比的高低来加以划分:亨廷顿将制度化程度与参与程度比率低的政体划为普力夺政体，与之相反的称为公民政体。而如果根据政治参与程度的低、中、高加以细分，普力夺政体又可以分为寡头型、激进型、群众型三种。
“普力夺”政体到底指什么？在本书中它形容的是一种政治上的社会，“各种社会势力都干政”。在普力夺社会中，与大规模的政治参与相伴的是它的低政治制度化，社会团体都被卷入政治中，但是因为政治制度化水平不高，缺乏一种有效政治制度去调停，各个团体都想直接对政治进行干预。在这样的社会中，各种社会阶级和社会运动就是一切。每个团体都想着自身的利益，关系紧张，冲突愈加激烈，新兴团体的参与更会恶化这种形势，促使政体的分裂，政治参与程度越高社会越不稳定，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带来的后果也只会是政治混乱。
举一个例子，书中曾提到的、政治现代化过程中陷入普力夺社会的国家，即埃及。1952年，以纳赛尔为代表的自由军官发动政变，这代表埃及陷入了激进型普力夺社会，在这个阶段，中产阶级兴起且有强烈的参政欲望，城乡差距的巨大和民族主义则促进了社会动员，社会团体普遍带有政治性。旧政权即之前的寡头普力夺政体衰朽了，政治制度化水平低，军队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团体全面掌权。
而埃及作为一个阿拉伯国家，它普力夺制度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奥斯曼征服下阿拉伯国家的崩溃；其二，长期的奥斯曼统治形成退化，变为一个软弱的异族统治；三是埃及在之后沦为英法两国的半殖民地，这三点使埃及的政治制度一直脆弱不堪，制度化一直处于低水平的状态，因此极易陷入普力夺社会中。
那怎么解决问题，使陷入普力夺陷阱的国家走出困境呢？亨廷顿提出了两点:第一，需要城乡利益的结合，第二，要创立新的政治制度。结合埃及当时的状况，有如下解决方法:首先，要完善政治制度，整合社会上的势力，建立长期稳定的政治体制，为各个势力提供合法公正的参政途径，不要让军人政权一家独大，社会陷入无尽的各个集团的权力斗争中；其次，应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改善民生，得到埃及农民的支持；第三，努力推行军政分开，在埃及，纳赛尔对政党存在着不信任，因此让军人进入政府，掌握政权，但是军人过度干政造成了该政体的腐朽，应积极推动军队内部的改革，同时运用政党的力量，尽量使军队脱离政治的核心地位。
读完《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我对现代化、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普力夺政体等都有了新的认识。在当今社会，我们仍需警惕普力夺陷阱的发生，在扩大政治参与的同时要积极构建高水平的社会制度，使政治秩序趋于稳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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