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人最亲切，受过伤的人总是笑得最灿烂，因为他们不愿让身边的人承受一样的痛苦。——《素媛》
阴沉的天空，散架的小黄伞，破败的工地……没有残暴的画面，没有歇斯底里的哭喊，只有双稚嫩的、血淋淋的双手，在黑暗中摸索着最后一丝希望。被暴力殴打和残忍性侵后，奄奄一息的素媛终于拨通了112（韩国报警电话）。
韩国电影《素媛》改编自真实事件，主人公素媛是一个性格温顺、内心柔软的女孩。她因体贴事务忙碌的母亲，主动提出一个人去学校。善良的素媛某天在去学校的路上遇见了酩酊大醉的赵斗顺，出于好心给大叔撑伞，却毫无预兆地闯入人生的噩梦。作为一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素媛》中有许多直观到残忍的镜头：小素媛脸部肿胀，带着青紫、一只眼睛蒙着纱布，另一只眼睛因疼痛微微眯着，落下泪来……
她哭着说：“人们都说是我的错，谁也不夸我。”
一个星期，皮外伤就可以痊愈，两个月，骨伤可以复原，但遭受心理创伤之后，素媛的童真何时能被治愈？
幼小的素媛在流言蜚语中开始害怕与外界再次接触。她被迫意识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而这种羞于启齿的不同使她害怕出院，害怕师生朋友把她当作异类。素媛的担心并非无中生有，因为在生活中这样的新闻俯拾即是。“素媛们”或遭受性骚扰、心理阴影难以挣脱，被社会热论导致性格自闭、无人倾诉；或遭受校园暴力，因种种束缚而被迫将伤害封缄于口、孤立无援、甚至辍学。心中密布的乌云使她们如影片中的素媛一般否定自己，认为自己与世界格格不入、认为自己就是真正的“异类”。社会上的“有色眼镜”早已将对女性的偏见扎根在心中，在事件发生时，极端分子首先讨伐的是女孩儿们“不会自保”“丢人现眼”“故意勾引”，而非施暴者的残暴变态心理和行为。他们理所当然地站在道德制高点，而真相不得不被掩埋在喷涌而来的唾沫里。这些腐朽、落后、扭曲的观念恰恰是摧毁“素媛们”恢复信心、重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残忍刽子手。
无辜的素媛饱受痛苦，万恶的暴徒却不知悔改。在牢笼里，残虐的暴徒赵斗顺在牢房里仍然对受害者父母口出狂言：“我总有一天会出去的，我要去看看你女儿。”在法庭上，即使证据确凿，赵斗顺仍态度轻蔑，拒不认罪，甚至试图威胁。“我喝醉了”“不是我做的”“如果真是我做的，那我不得好死，可我真的没有记忆了” ……一句句的诡辩，不仅是扎向素媛一家的尖刺，更是为国民敲响的警钟——永远不要对一个冷血的恶魔心存仁慈。
地狱空荡荡，而恶魔在人间。社会上仍有像赵斗顺这般犯下恶行的禽兽们，罔顾法律的权威和道德的要求，对他人实施惨无人道的虐待，致使“素媛们”受到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打击。暴徒的心灵是麻木的，不懂得珍惜世间的美好，更无法体会他人的撕心裂肺——他们才应该是被世界谴责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异类”。
电影的最后，素媛在爱的包围下迎来新的生活，而反观真实世界，现实或许是残酷的：“素媛们”被当作异类，在社会中步履维艰。“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这是他们能给出的唯一答案。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集中营服刑时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人在世间要受到许多痛苦与灾难，但是，当人们身处这些痛苦与灾难仍然能够自觉地选择某种道德及利他的行为时，便无形中把痛苦与灾难转换成了某种人生的成就。因其有此成就，而使他在痛苦与灾难之中获得了意义与价值；因其有意义与价值，而使他有了活下去的愿望与追求。
一双被撕碎的翅膀无法抵抗狂风，这样羸弱的蝴蝶无力飞向远方。打破带血带刺的偏见、对施暴者进行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严惩、给予受害者足够的尊重和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是《素媛》传达出的期望，也是现代文明社会努力的方向。
“但人们都说是我的错，谁也不夸我。”
“不，孩子你做的很棒。错的不是你，是他。”
（作者：杨涵 尹晨 张洛嘉）
（责任编辑：张宇 杨依莎 王恋 全姝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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