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成都官方公布了本地3名新增确诊病例的活动轨迹。其中，确诊女孩赵某的行程轨迹图引发众人争议，她也因此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赵某的行程是如何梳理出来的？这其实要依赖于一项叫“流调”的工作。
“流调”也是“破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条例规定，流调是指流行病学调查，目的在于还原整个疫情事件，有效开展的防疫工作。
流调这个词在今天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但其实它已经有着很长的发展历史。1849年，由于工业革命的开展，人们对环境保护的忽视，伦敦城市污染十分严重，不少医生认为造成此次霍乱的根本原因是空气污染，但是人们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个猜测。为了找到此次霍乱的罪魁祸首，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医生约翰·斯诺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流调工作。
在交通不便利的情况下，斯诺拿着一张伦敦的地图，挨家挨户去走访被感染者的家庭情况，并把调查得到的数据在地图上着重标注。经过几个月的摸排走访，他发现宽街附近的居民是整个伦敦地区霍乱感染率最高的，并且饮用水供给点都是同一处公共压把井。经过调查，斯诺找到了霍乱的病源，疫情很快就得到了控制。
这种通过图表分析的形式直观地展示出区域的感染情况的形式就是早期的流调工作。斯诺开创了流行病学调查的先河，他关于霍乱的各种调查也为以后的疫情防控提供了借鉴意义。此后，这种关于疫情的调查和分析成为流行病防控的重要一步。
传统“流调”工作继承了约翰·斯诺的调查方法，流调人员通过现场调查和疫情分析，当面询问确诊患者或者疑似患者在感染前后的接触信息后逐个筛选可疑接触人员。在此基础上，疾控中心可以通过流调工作追踪传染源，从而研究传播路线并绘制相应的图表，以此分析出清晰的传播链。通过传播链，专业人员可以判定密切接触者、采取隔离措施以及划定消毒范围，尽早完成防疫工作。中国疾控中心研究院冯录曾表示：“流调描绘清晰的病毒传播链、判定密切接触者、采取隔离措施以及划定消毒范围提供了依据。”
流调对于疫情防控有着重要意义，在中国的应用也逐渐广泛。2002年非典疫情爆发，，“流调”大多都依赖于传统的方式去进行排查走访。
在抗击SARS病毒中，流调工作第一次被真正提上官方日程。令人遗憾的是，在当时从上到下并没有几个人了解这项工作。在危机关头，原海淀区人防办主任康建民临危受命担任了流调大队的政委兼书记，加入这场战斗。在调查过程中，他带领整个团队，夜以继日开展排查工作，一刻也没有松懈。2003年6月新华网《走近抗击非典的幕后英雄：特种部队，流调精英》一文中写道：“接到疫情通知，康政委立刻带领几位已经多日没着家，连续作战、极度疲劳的‘流调’队员，穿上隔离衣，戴上防护镜、口罩、帽子、手套冲上了随时待命的‘流调’车，直奔患者所住的医院。”
传统流调难度虽然很大，但是在防疫工作中仍是必不可少的一步。自新冠疫情以来，经过国家卫生健康委的统一部署，运用大数据监测和互联网搜索，流调工作全面加强，“流调”成为防疫工作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
大数据也是神“侦探”
传统流调的难度非常大，但在信息网络化的前提下，互联网和大数据计算为流调工作提供了新思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进步，不断完善，排查精准度不断提高，筛选范围不断细化。
信息时代，媒体大众化和数据智能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大数据时代，流调工作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摸排走访，更多则是通过GPS（全球定位系统）和现代互联网数据来调查分析。大众所使用的智能手机，智能手表成为最好的记录仪器。与传统流调相比，现代流调不仅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而且提高了精准度。在此次成都事件中，20岁女孩赵某的行程轨迹在极短的时间内被疾控中心用直观生动的地图展示出来，甚至把停留时间精确到分秒。
大数据在流调的应用不仅提高了调查的精准度，而且节省了大量时间，对后期的疫情防控有着巨大的意义。北京日报记者李祺瑶在《与病毒赛跑！北京疾控中心揭秘锁定“新发地”全过程》一文中写道：“与2003年非典、2009年甲流时流调相比，此次疫情中，有了互联网和‘大数据’的配合，疾控人员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时，信息全部实时共享，相互比对、印证，流调更快，更精准。”
2020年6月11日北京西城突然增长一例新冠病例，疾控中心检测实验室采取样本复查工作的同时，流调团队立即集合团队，兵分两路展开工作。一组流调队调查病例发病前14天的活动轨迹。另一组则是来到宣武医院，补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确诊病人唐先生拿出手机接受流调工作，翻看半个月内的通话记录、支付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嘀嘀打车记录……流调团队迅速整理了确诊病例的行动轨迹。
在唐先生与流调人员的信息“共享”中，逐步找出了信息关键点，而另一组流调队员的摸排走访也至关重要，两组流调人员信息“共享”，最终通过环境样本的采集确定病毒发源地为农产品批发市场。从检测出第一例病例到找出此次疫情发源地不到一天的时间。在偌大的批发市场，确诊病人唐先生的支付记录成为至关重要的证据，直接精确锁定到具体摊位。随后，根据相关部门的大数据排查结果显示：流调数据和大数据排查数据完全一致。
互联网和大数据在给流调带来便利的同时，对流调工作人员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流调工作人员不仅需要有侦探一般的理性思维，通过从受访者有限的回答中找到蛛丝马迹，筛选出对疫情防控有用的信息。同时，流调人员也需要具备一定的人文情怀，他们要学会读懂受访者的内心，以此来更好地与他们进行沟通。国家流调排查和巡回督导组队员同时也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研究员张宇在《追踪疫情传播，看流调“侦探”如何大显身手》一文中对合格的流调员提出了几点要求：“一是要有责任心和耐心；二是要注重沟通技巧；三是要善揣质疑，寻找证据；四是要注重细节，学会缜密推演；五是注重日常积累与沉淀。”
大数据背景下的疫情防控利用智能数据检测，为大众疫情期间的出行提供了便利。人们不需要拿着厚重的纸质证明或者繁琐的申报程序，只要一个微信健康吗就能实现“出行自由”，而健康码背后正是运用的信息定位和数据检测，大数据在流调过程中的一的应用。
信息网络化时代，流调在大数据的大数据的帮助下有了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弊端。
“破案”背后暗藏的“杀机”
在此次成都女孩事件中，20岁女孩赵某因行程轨迹图被推上舆论顶峰，遭遇网络暴力，如何平衡追踪数据的公开与公众个人信息的保护仍旧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流调”在一方面对疫情防控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但是，“流调”信息的公开与公众个人的隐私权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华东政法大学余圣琪在《流调与追踪中的数据法律保护》中曾指出：“疫情防控中的个人隐私泄露问题并不是个案，就在2020年春节前后，超7000名武汉返乡公民信息遭到了泄露。”
流调信息的泄露有着诸多原因。首先就是在疫情关键时刻，流调人员的数量急剧增多，并不是所有的流调人员都清楚信息安全的界限，法律意识的淡泊；亦或者是工作上的失误，意外将信息外泄，最终给感染者造成了巨大伤害。其次就是官方信息公布程度，没有很好地保护感染者的隐私。将不必要的信息公之于众，例如婚姻状况，具体职业等。
针对流调信息安全问题，人人网发文《透过流调个人隐私泄露事件，看分布式数据采集安全》
具体阐释道：“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个人隐私保护问题，长久以来一直也都是一个难题，这里牵涉了包括：个人权利和公众利益平衡的社会学难题，疫情期间的个人隐私保护和公众知情权的法律问题，数据主体、数据控制者和数据处理者的确权问题和政府监管的执法力度问题，以及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响应效率的平衡问题。”
疫情关键时刻，在维护集体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个人的合法利益。流调信息的保护是个人的权利，保护别人的流调信息同样也是公民应尽的义务。流调人员在提升专业素养的同时更应该提升个人的法律素养。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我们从几年前开始一直在加强关注隐私和泄密问题，只有直接参与工作的有授权的专业人员才能看到隐私信息，并且需要经过审核。涉及患者的隐私信息，流调工作人员不能外传。”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减少“流调”个人信息泄露，官方应该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行业内部的从业行为，其次就是在技术层面，应该加大区块链技术发展。对此，互联网公司顾问黄锐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由于重大疫情期间的流调，依靠传统账户授权机制保障数据安全，往往形同虚设。可以在保障流调效率的前提下，通过流调数据的数字化模型建立，分散采集数据体，隐藏个人隐私信息；通过数字授权和区块链技术的数据宽进严出、透明的事后追责体系，间接降低个人隐私泄露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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