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读后感

在这本书中，我感触最深的是中国的“私了”现象，这实质是一种法律规避的现象。举身边的例子来说，不论是汽车与电瓶车的轻微刮蹭，还是打架斗殴打伤他人，解决时，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先和对方单独谈条件，当条件谈不拢时才考虑报警，以法律方式解决。从前我对这种行为的理解是在中国长期以来流传着的诸如儒家的“仁”、“礼”思想的熏陶下，我们总会有一种“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想法。如果我们将一个人送进警察局，甚至监狱，哪怕是对方有错（除非是那种罪不可赦的），我们作为被害人一方既有“大仇得报”的快感，又不免存在一丝负罪感。而负罪大的源泉就来自于我们以及“坏人”一方周围人们的非议。从此我们可能就被打上“不好惹”、“心太狠”之类的负面标签，从而使自己与社会之间出现一丝裂缝。但是正如苏莉老师的理解，“许多人实际上是生活在不同世界中。人们看的似乎是一个东西，但看到的却又不是一个东西，因为他们所理解的意义很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我们的中国民众之所以选择“私了”的方法，并不是他们不知道或者不太清楚现在的法律，相反，这正是他们知道相关法律情况下作出的其认为对自己最合理的方式。如果把“私了”提上法律规避这个层面，问题似乎严重很多。毕竟我们是一个依法治国的国家，对法律的规避似乎是不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国家的长治久安。但是，读了这本书后，我觉得与其说是百姓对法律进行了有意识的规避，不如说是法律根本没有考虑百姓的真实情况，法律在制定的时候就没有完全契合我们真正的社会现实。尤其在一些偏远地区，山村地区，那里国家的政策和教育贯彻得并不是特别好，国家相关机构工作人员不够充足，更不要说国家制定的法律的落实。在这些地区，人们信服所运用的人就是他们习惯以来的民间法。这些民间法是根据中国以及当代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经过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沉淀后形成的已经深深的刻入当地百姓的骨血之中。一方面，在当地政府对现代法律宣传力度的不够，人们对现代法律并不是特别的信服；另一方面，现代的法律或许根本不能完全运用到当地的环境之中。“一个民族创造它自己的法制，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制的理论。”就像在“秋菊打官司”一案中，秋菊所处的乡村长期以来主要依靠邻里的互帮互助而稳定生活。作为“领导者”的村长，平时需要观察村里各户的情况，在必要时伸出援手以及组织人员，例如在秋菊难产时身体力行带队救援；而相应的，他就会拥有一些“管教”村民的权利，就像秋菊默认的，她的丈夫做的不对，村长可以踢他。但是，在农村这样一个注重传宗接代的环境下，村长踢坏丈夫的下部，这是不对的。作为妻子的她，需要政府让村长给他们一家一个交代，这个交代就是村长的道歉。可是政府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刚救了秋菊的村长进行了行政处罚，便将这件事真的闹得无法开交。在这样一个地缘社会中，大家靠着邻里的互帮互助生活，政府强硬的切断了秋菊与村长的联系，那么我们可想而知，在之后的日子里，村长与秋菊一家会有无法抹开的隔阂，甚至秋菊也会被自己受伤的丈夫责怪。秋菊一家之后该如何在村子里立足？一个社会的形成其实就是在一个确定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诸多解说相互冲突、磨合、融合的过程，中国的现代法律事实上还未真的与中国人民的生活完美契合。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知识都是阐释学意义上的“偏见”，中国的现代法律很大程度上是在借鉴西方法律的基础上建立的，西方的文化很明显与中国截然不同，我们在搬运其法律的同时，似乎缺少了很多将其与中国现实磨合的过程。苏力不主张把法律视为一种抽象的、理想化的价格或体现了这样的价值的条文，而更倾向于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法律，把法律理解为与人们具体现实的生活方式无法分离的一种规范性秩序。我认为当今中国法律建设真正的立足点应该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因为没有一部法律甚至是一条法律，是可以永久适用世界的，法律的建设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不断的修改以及增进。或许如果根据本土文化建立的法律和外国的观点有很大的冲突，但是以西方的某些理论、观点、思想、命题甚至概念作为现代的和学术的标准，使

一切值得弘扬的中国文化中的因素，仅仅因为它们完全符合或大致符合外国的某种理论或实践，让我觉得那可不必，这和直接照搬外国法律有什么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