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富论》的出版时间和美国《独立宣言》在同一年，所以我在高中时就跟随历史老师简单了解过《国富论》。它是亚当·斯密最具影响力的著作，这本书对于经济学领域的创立有巨大的贡献，并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当时就极大的影响了英国本地、欧洲大陆和美洲，世人尊称亚当·斯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此书出版于1776年，分别由：论劳动分工及分配，论财富的性质、积累和使用，论各国财富增长的方式，论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论国家的财政这五大部分组成。出版时值英国资本主义的成长时期，英国手工业刚开始向机械化过渡，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残余的封建和流行一时的商业体系的限制政策的束缚，处在青年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扫除前进到路上的障碍，正迫切要求一个自由的经济学体系为其开道。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便肩负着历史使命问世了。《国富论》最为重要的历史背景便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了人类长期以来传统农业社会，步入了现代社会。其之前普遍是靠人的双手及简单的工具劳作，生产力非常极其低下，整个社会发展及生活节奏非常缓慢，而人的思想相对也是呆滞不前。蒸汽机的运用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大批的工厂开始出现。至此世界的发展节奏明显加快，大踏步的发展.而人的思想也大踏步的进步，也才有了很多伟大人物。亚当.斯密提出的影响深远的思想就在这大背景下产生的。他的观点跟第一次工业革命有相当大的影响，所谓生为逢时。比如分工的概念，分工的益处显而易见:首先它使劳动者熟练程度的增进，增加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提高生产率。其次，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常要损失一些时间，因节省这种时间而得到的利益，比我们骤看到时所想象的大得多.这可以使管理方面压力大大减小。这在当时迎合了工业革命中由手工场生产转向工厂生产的工业升级。
除了分工等众多经济思想，《国富论》中所提出的最为重要的理论，恐怕就是自由市场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到：“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但是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绝对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人的利己心，使其有利于他，并告诉其他人，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那么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利己的考虑。每一个人……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已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下……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会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个自行调整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的数量。例如，如果某种需要的产品供应短缺，其价格自然上升，价格上升会使生产商获得较高的利润，由于利润高，其他生产商也想要生产这种产品。生产增加的结果会缓和原来的供应短缺，而且随着各个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供应增长会使商品的价格降到“自然价格”即其生产成本。谁都不是有目的地通过消除短缺来帮助社会，但是问题却解决了。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象“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但是如果自由竞争受到阻障，那只“无形的手”就不会把工作做得恰到好处。因而亚当斯密相信自由贸易，为坚决反对高关税而申辩。他坚决反对政府对商业和自由市场的干涉，他认为政府的干涉会降低经济效率，最终使公众付出较高的代价。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干涉商业和商业事务、赞成低关税和自由贸易的观点在整个十九世纪对政府政策都有决定性的影响，直至今天其对世界各国经济政策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
今天当我读这本被西方经济学誉为圣经的著作时，难免想到自由市场对中国的意义。首先是充分肯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积极意义，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建立让让中国社会迸发出了惊人的活力，中国的经济发展更是一路高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曾今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如今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人们心中高下立判。市场这只看不见手，盘活的中国经济，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万事不能走极端，在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国内很多人将市场奉为至宝，如同宗教一般有魔力，认为其无所不能。这里不得不提我曾今关注过的:张维迎和林毅夫的“关于产业政策”之争。张维迎就是典型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这个称呼虽然带有情绪，但事实如此）他试图让私有化经济吞噬人类社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权益，让市场完全自由放任，把政府贬为“守夜人”。基本经济常识告诉我市场调节绝非万能，其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缺陷无法避免。完全的自由放任只会带来灾难，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我并不想给学术问题绘上意识形态的色彩，然而正如张贯磊老师所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一套好的学术话语体系。非本土环境生长的西方理论在国内学术界的过分垄断，不利于我们客观的看清中国社会现实。自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就被市场经济理论所垄断。虽然其中依然曾经有过一些论战，但是，由于政府的主流派的权力，使得这些论战几乎没有开展，就被压制了。而当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理论界终于在世界性的实践面前，对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越来越多的批判。但是，国内的经济理论界却并没有跟世界“接轨”，依然沉醉在市场经济理论的幻想之中。也许是对历史的不完美记忆，在中国，对市场经济理论的吹嘘，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经济理论界对计划经济理论的围剿，中国主流媒体的选择性宣传，误导了人民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发展的，符合实际的客观规律的认识，使得社会大众几乎已经被洗脑而不觉。再加上西方国家一直向全世界大肆鼓吹市场原教旨主义，提出所谓的价格市场化、贸易自由化和产权私有化，认为市场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就可以自动调节并解决一切经济问题。其实无论新自由主义信徒们如何聒噪，有一个基本事实摆在这里: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完全市场放任的国家。就连自诩为“世界自由灯塔”的美国政府也不甘做一个“守夜人”，如美国的原子弹的制作成功，这就是政府产业政策成功的事例。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发挥的决定性的作用，曼哈顿计划恐怕很难顺利实现。再到如今美国政府对农业的高度补贴和阻碍华为进入美国，也是政府参与经济的体现。
将自由市场作为一种手段运用确实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因，但把所有成就归功于市场一定是有失偏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模式，在一般商品市场推行市场化，战略要素市场则坚持政府的战略管控，这个市场包括货币、土地，以及一些战略资源。实际上中国模式在经济方面，很大程度上是发展管理，也远远超过了主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凯恩斯主义。当今中国模式依然有巨大完善空间，但已经比较适合中国国情，并且很有国际竞争力。比如现在关系民生的互联网经济的巨大成功，其根本原因就是我国的移动网络建设非常到位，偏远地区也能接收到良好的信号，以及高铁、高速公路、村村通公路、发达的物流系统等，而这些大部分都是国家做的，这些建设考虑的更多是社会效益而非经济利益。同时这也是“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互相配合的成果。
其实写到这儿，我即是希望为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正名，也是希望替亚当斯密先生叫冤。斯密先生作为经济泰斗，其理论虽然有历史局限，但是他经济智慧是深邃的。如今却被部分别有用心之人奉为市场原旨主义的正牌教主，被置于现代人论战的风口浪尖之上。我们不该这么做，也没有必要这么做。对于西方的经济理论，我们既要走的进去，也要出的来，这是对西方历史上对人类有贡献的学者的尊重，也是对中国现实发展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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