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自由
民主与自由自古以来便是一个与人类息息相关的话题，基辛格曾言：“历史的大悲剧不是发生在正确与错误相对抗时，而是发生在两个正确相对抗时。”社会和谐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富足平安的关键所在，而和谐的关键即是民主与自由。当代的民主与自由依然发展到了顶峰时期，人人追求民主，向往自由。但是，自由不是无节制的自由，民主也是法治下的民主。
西方国家的民主的源头是古希腊时期的民主决议，雅典时期的梭伦改革，克里斯提尼改革以及伯利克里时期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奠定了西方民主的基础。当古希腊文明消失后，欧洲进入了“黑暗年代”，近代民主主义高扬天赋人权，创立人民主权论，社会契约论，分权制衡论等学说，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西方的近代民主是对古代民主的超越与反思。由西方民主的演变可以看出民主只有在法治的限制下，才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梭伦时期的制度的教训确切的说明了这一点。梭伦时期赋予了雅典公民参与议事和审判的权力，“照梭伦当初立法的本旨，赋予平民的的实权是有限度的，他所规定的民权仅仅是选举行政人员并检察那些行政人员有无失职之处”但是，实际情况确是“自由民身份，本是与奴隶身份极对应的一种称号，指的是这些人，他们有资格享有全体国民所享有的一切权力和权利，梭伦法并不排除自由民拥有表决或选举权，只是规定某些行政职务须有一定的财产保证。然而平民对此始终不满足，直到梭伦法被废止之日”。而平民权力的过度膨胀，又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平民权力的过于膨胀，是导致雅典衰落的原因之一。在雅典，津贴制度产生了一批以开会和表决为生的政治寄生虫；一味强调人民权利，导致了操纵和煽动民意的民众领袖的出现；忽视对民众的教育使得这种建立在’人民‘名义上的民主政治远离了政治正义。”
马克思曾说：“如果我们的自由历史只能到森林中去找，那么我们的自由历史和野猪的自由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呢？”自由只有在与社会，与他人的自由产生联系时才有意义，一个人的自由必须考虑到他人的自由、社会的自由。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为了民主与自由，而民主与自由的发展是为了生存。
纵观武汉疫情爆发之初，我国实行封城，隔离政策，西方网络便大肆宣扬我们国的抗疫政策缺乏民主精神。强制要求居家隔离，非不要，不外出，出门戴口罩等等一系列政策限制了人民的自由。反观西方国家面对疫情采取的是放任政策，充分体现了西方国家追求民主与人权。然而西方国家在疫情之下一味追求民主与自由，最终的结果是美国因新冠，奥密克戎等变异病毒致死人数远超我国，高达86万人，居世界死亡人数第一。而我国的抗疫措施有效的控制了疫情的扩散，保全了我国十几亿人口的生命安全。西方国家社会是自由的，民主的，它们现在成了疫情最严重的地方。中国社会是专制的，不自由的，他们现在成了治理疫情最有效，最为出色的国家。西方社会的民主与自由不仅是对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更是对病毒的自由和民主。病毒通过西方社会“出色”的社会制度，凭借西方社会给予“他”的自由和民主，横冲直撞，犹如无人之境。
自由绝对不是赋予每个人自由权利的事情，不是人的权利不被侵犯那么简单的事情。把民主看得过于重要，很有可能会带来一种结果，那就是把民主看作目标，导致出现为了民主而民主的情况。在西方社会，我们会发现有这种倾向，形式上的民主很重要，只要程序民主了、形式民主了，不管结果如何，不管有没有、能不能办成事。民主保障人民的意愿都能够得到反映，集中解决效率低下，解决可能会出现的大多数人没有主见、没有远见而被误导的问题，西方社会的自由和民主，只是浮于表面的水葫芦。深层看去，其实就是污泥一块。里面是乱作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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