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是现代法制的起点。没有立法上的平衡，就谈不上执法和司法的平衡。因此，平 衡过程一般从立法环节就开始。如今，许多国家的立法机关在总结古代和近代立法成败得失 的基础上，开始注重在法律中平衡分配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一方的权利义务。一方面，法律授 予行政机关的权力逐步增大，公民的义务逐步增多另一方面，法律为行政机关设定的义务 也相应增加，且更为细密，公民的权利则进一步扩大，且有严格的保障措施。这种立法内容 的变化在很多法律法规中都有体现，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
行政立法是一项繁杂的工作，不可能事无巨细的对每一行政行为都作出具体详尽的规 定，但如果以平衡论为指导，自然有利于之后的行政执法。有这样一则案例1994年，甲 厂打着乙厂的专有标志推销某产品。当地技术监督局以自己有权直接处理产品质量案为由对 甲厂资产进行了查封、扣押。甲厂遂以该技术监督局无权处理此案、主体不合法为由提起行 政诉讼。此案案情并不复杂，但审理好却并非易事。按照有关法律，技术监督局确实无权处 理此案，应当撤销其行政决定。但单纯地撤销会带来恶劣的社会影响，假冒他人商品标志的 不法侵害者甲厂不仅得不到及时制裁，而且还可能借此反咬一口，使公共利益及乙厂的权益 得不到有效保护。该技术监督局处理此案虽主体不合法，但“打假”行为是应予肯定的。怎么 办？只能运用“平衡论”将乙厂追加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撤销行政决定的同时，判决甲厂赔偿乙厂侵权损失。这样一来，一可避免行政行为的无效反复，提高行政效率;二可兼 顾公众利益与个体利益;三可直接对违法者甲厂予以制裁，从而从根本上实现社会与法律之 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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