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之美
——宋诗“以文为诗”特性浅析
关于宋诗的特性,南宋末年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中有过公允的结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自严羽以后,人们对宋诗的评价也逃不过这几句话。因此,下面将结合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王安石、苏轼等人的诗歌,分析宋诗“以文为诗”的特点。
中国文学史上,“以文为诗”最早由韩愈倡导,主张诗歌创作中引进或借用散文的字法、句法、章法和表现手法的诗歌创作主张。赵翼《瓯北诗话》:“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具体来说,“以文为诗”是中唐至宋,特别是北宋时期产生的一种文学现象,是文学理论家们针对苏轼等人的诗歌创作而提出的批评。“以文为诗即是突破近体诗的种种束缚和羁绊,借用形式较为自由的散文之字、句、章法来进行诗歌写作。”
“以文为诗”可以说是宋诗最重要的特征,它直接从外观上区别于唐诗。宋诗“以文为诗”主要表现在一下方面。
(一)字法方面:以通俗语入诗、讲求“文从字顺”
欧阳修作为宋代第一任文坛盟主,首先践行了“文从字顺”的诗歌创作原则。他律诗的对句呈现出“一气贯注、顺流而下”的特点,如《书王元之画像侧》一诗中“想公风采常如在,顾我文章不足论”,又如《青州书事》中“禄厚岂惟惭饱食,俸余仍足买轻装”。梅尧臣诗歌也具有语言日常化的特点,他在语序上求新求变,一反唐诗语序的颠倒置换,引用散文的正常语序、平实的语言入诗,如《依韵公择察推》中“君来何所闻,君去何所见”,又如《依韵和戏题》中“扬州太守重交情,我欲西归未得行”。
苏轼更是讲求诗歌的“文从字顺”。苏轼重视提炼日常生活的俗语方言入诗,使诗歌的语言清新活泼,诙谐幽默,充满生机,实在可称得上是一种诗歌语言的革新。例如,这首《除夕访子野吃烧竽戏作》:“松风溜溜作春寒,伴我饥肠响夜阑。牛粪火中烧芋子,山人更吃懒残残。”就以俗语入诗,写得颇具趣味。
(二)句法方面:用散文句式、语法入诗
欧诗就善于运用散文手法,以散文的句法入诗。例如,《和明妃曲》开篇“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这组诗第一首头四句,破空而来,用类似散文的诗语,写胡人游猎生活,暗示胡、汉之异。苏舜钦的古体诗中也大量运用古文的句法、语法。他的诗作中较多出现古文中习见的语尾虚词“之、乎、者、也”等。例如,“正在白云之中央”、“嗟乎古昔未开时”等等。同时,即使没有虚词的诗句,他也多用古文句法。例如,“三丁二丁死,存者亦乏食”、“二年春及夏,不雨但赫日”。这种句式、语法的散文化,常使诗歌产生独特的艺术效果。
再来看苏轼,他运用散文句式的诗句有很多,例如,“君不见潞州别驾眼如电,左手挂弓横捻箭。又不见雪中骑驴孟浩然,皱眉吟诗肩耸山。” 北宋所在的中古期的语法特点,最突出一条就是“在口语的判断中系词成为必需的句子成分”。中古时期的其它语法特点,如“处置式”、“形尾‘了’、‘着’的产生”等等,在苏诗中也都不乏其例。使用其它虚字虚词,或在句子之间起承转合,或在句中承上启下,更属于典型的“以文为诗”。它们在传统的语言语法中,在散文中早已有之,但在诗歌中,特别是在讲求对仗等规则的近体诗中则较难使用,而在苏轼诗中则屡见不鲜。
(三)章法结构方面:讲求散文化的谋篇布局
宋诗“以文字为诗”的特征,另外还表现在结构方面,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章法”、“文法”。它可以议论,可以叙述,可以描写,可以抒情……,但必须以某种思想为中心,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形散而神不散”。
欧阳修的散文手法主要不是体现在句法上,而是借鉴散文的叙事手法,如《书怀感事寄梅圣俞》叙述宴游经历,平直周详,深得古文之妙。苏舜钦的古诗,尤其是五言古诗也多平铺直叙,其中政治诗、交游诗等基本上都是由叙事和议论组成。如《感兴》(后寝藏衣冠)先叙秦、汉、魏、唐、宋以来的历史,后议论时事,最后感慨。
苏轼也大量借鉴散文的章法结构,使其诗歌作品具有了跌宕生姿,行云流水、层峦叠嶂之美,同时也使他的诗歌表达了更丰富、更曲折的内容。方东树曾评说苏诗:“章法之妙,非太史公与退之不能知之,故知不解古文,诗亦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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