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尧典》乃传世之极为重要的先秦经学文献，是先秦儒学初兴、经学萌芽之际，由儒家某位思想巨人整合成篇。虽然所阐述的材料，多来源于上古神话与历史传闻，但其立言主旨，却有一以贯之的整体思想统系；其文辞章法，亦有其严密而自足的内在逻辑结构。因此，本文具有不可或缺的文化学价值。
《尚书·尧典》是中国古代关于时间体系最早的重要文献之一。人类从畜牧社会走进农耕社会，迫切需要根据季节耕种收获，便留心观察天象物候。《尧典》则是人类“观象时代”观象记时的最早文献记录。《尚书·尧典》记载：“（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尧还命令羲和四子分赴东、南、西、北四方，司掌春、夏、秋、冬四时，并发布讲话云：“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从此记载可知，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一年有“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这和今天的“三百六十五日加四分之一日”是非常接近的。
此外，《尚书·尧典》中帝尧命令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赴东、西、南、北四方司掌春、夏、秋、冬四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记载，从中可知远在原始部落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有了划分春夏秋冬四时和周年的历法，通过对天体运行的变化和地上物候变化的仔细观察来确定时令，即中国古人认识到了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掌握了十二个月的月升月落规律，了解了一年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循环。这标志着人们有了比较深刻的时间迁移感，同时也初步有了空间方位感。羲和四子所司掌的四方与四时，不仅是中国古代最根本的时空结构框架，而且地方与时间同时为四子所分别司掌，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中，时间和空间所具有的同构互换这一特殊性质。这一特质的展开，构成了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的时间空间化、空间时间化、时空一体化的文化特征。
另外，从尧帝制定历法的情况看，对自然现象的仔细观察和对自然变化规律的准确把握，是第一位的。这个立足点带来的结果是对自然的重视、崇敬和顺从，把人的存在纳入自然的轨道，使人的生产、生活、思维合乎自然法则，也使人们顺应自然的循环，以便更好的生活。而《尧典》“钦若昊天，敬授民时”中所蕴含的“顺天”和“遵时”的精神，更体现了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顺应自然发展，遵循四季变化规律的深层内涵，是中国古代时间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核心观念。春种秋收，以农耕为基本生产方式的中国古人，在实践摸索中很早就拥有了顺应四季的自然变化从事生产劳动的智慧。
《尧典》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些重要思想、观点的源头。儒家“修、齐、治、平”内圣外王政治哲学思想的系统论述见于《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尧典》第一节赞颂尧的品德：“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明俊德”就是“修身”，“亲九族”就是“齐家”，“平章百姓”就是“治国”，“协和万邦”就是“平天下”。修身，才能齐家；齐家，才能治国；治国，才能平天下。“克明俊德”，才能“以亲九族”；“九族既睦”，才能“平章百姓”；“百姓昭明”，才能“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尧典》与《大学》论证逻辑的惊人相似之处证明《尧典》是《大学》的理论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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