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学期读过的所有人类学著作当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这本书中有一对矛盾，也就是“反抗”与“妥协”，引发了我一些思考。
这本书主要讨论的就是一个问题：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民族志，第二部分是作者的分析。
作者将坏孩子的文化归结为“反学校文化”，也就是对学校权威及其支持的价值观的彻底反抗。但是，作者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工人阶级文化是一个充满妥协与和解的文化，也就是如何创造性的充分利用艰苦残酷的环境。”如果说“反学校文化”与“工人阶级文化”一脉相承，那么“反学校文化”的反抗性是如何转化为“工人阶级文化”的妥协性的呢？
在我看来，“反学校文化”的反抗性和“工人阶级文化”的妥协性并不矛盾，二者的实质上互为表里。工人阶级及其子弟在车间和学校中表现出的反抗性，实则就是对资本主义秩序的妥协与顺从。为什么这么说呢？工人阶级的妥协性是一种对阶级间不公平代际传递的顺从，看似是对于职业地位的主动选择与阶级文化的主动创造，实则是对资产阶级吃人本质的掩饰。从布迪厄的再生产理论看，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教育提供文化资本的原始积累，学校教育负责审查与排斥，这使资产阶级稳固自己特权的同时将工人阶级排除在外，是资产阶级对自身利益的变相维护，这种维护进一步稳固以优势阶层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工人阶级子弟的“反学校文化”看似是对于资产阶级文化的反抗，实则却变相维护了以优势阶层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使资产阶级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在维持现有社会结构的条件下得以维系自身利益。在工人阶级子弟心甘情愿子承父业的基础上，资产阶级后代继承优势资本的道路将会更加畅通无阻。就是说，“家伙们”看似有意识地反抗学校教育，却在无意识中顺从了社会地位再生产这一社会运作方式。因此，资产阶级对“家伙们”在学校的表现看似非常愤怒，实则应该是暗自窃喜吧。资产阶级一定希望缺乏社会洞察能力和向上流动意愿的“家伙们”越多越好，这样资产阶级的利益就不会受到工人阶级的瓜分。
吊诡的是，无论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还是在我们国家，教育一直被视为促进阶层流动的公平手段之一。因此，如何打破这种资本垄断教育的恶性循环亟需我们思考。作者在本书的最后针对底层劳动力自我意识的生产特征，呼吁一种“政治化的组织方式”，来彻底解放工人阶级的少年们。我们国家为了打破这种资本垄断教育的局面，出台政策严打中小学校外补习机构。可是，校外补习机构的消失，真的可以从根本上扭转资本垄断教育的局面吗？
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打击中小学校外补习机构对于资本垄断教育，也许只是从家庭经济资本垄断教育转变为家庭文化资本垄断教育。
我上初中时，参加校外补习机构培训在我所在的初中还未盛行。我所在的初中有一个和《学做工》当中的汉默镇男校相似的地方，就是我所在的初中有一半同学是随父母进城打工的安徽孩子，一半是土生土长的南京孩子。这些安徽孩子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小学是在安徽老家读的。而安徽省对于小学生的英语教育普遍不太重视，这就导致了班级当中英语成绩的两极分化。在我们班，成绩最好的那五六个同学总是抱团学习，班上成绩不好的同学想向他们借作业抄，他们也会严词拒绝。而我因为性格随和，只要有同学想抄我的作业我都会借，因此班上的学霸圈子不屑于让我加入，我反而因为成绩不错又经常把作业给“家伙们”抄而在“家伙们”的圈子里获得了一定地位，甚至有些家伙们会直接叫我“大佬”，甘愿买辣条做我的“马仔”来换取优先抄我作业的权利。我当时洋洋得意，自以为混的左右逢源，八面玲珑。每天学习的动力就是为了速速写完作业，给家伙们提供答案，以赚取我在家伙们当中的社会地位。我甚至建了一个QQ 群，每天写完作业后在QQ群里上传我的作业答案。当时的英语老师很是苦恼，因为她觉得我们班同学写作业都非常认真，但是考试的时候总有一批人基本上什么都不会。老师觉得一定是她布置的作业还不够多，因此在家长会上让家长们给我们报课外辅导班，买课外题做。于是“家伙们”的家长纷纷向成绩好的同学的家长请教，但成绩好的同学的家长对“家伙们”的父母一般也不予理睬。我因为在家伙们的圈子里混开了，所以家伙们自然原意跟我报一样的辅导班，买一样的教辅材料，以便继续抄我的答案。家伙们的家长听说他们的孩子每周末和吴悠一起去补课，又买了和吴悠一样的课外题，开心极了，甚至幻想着自己孩子的成绩很快就要突飞猛进。我当时也天真的以为，家伙们无论是在校内还是校外抄我的作业都没什么关系，大家读完初中读高中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还是和气最重要。直到中考前一个月，老师单独找我谈话，叫我最后一个月好好复习，不要再跟我的那些好朋友混在一起了。然后老师又把我最好的两个朋友叫到办公室，我很疑惑，就站在门外听。老师说，她们两个考上高中的几率非常渺茫。我当时很震惊，因为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和我的好朋友们居然会走上两条完全不一样的道路。那天晚上，我破天荒的没有和我的好朋友们一起回家。我默默地走着，思考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当时的我还是想不明白。第二天早晨，我的好朋友告诉我，如果她考不上板桥中学，那她毕业之后就要回老家安徽蚌埠卖推拉门，子承父业。我当时觉得不可思议，十四五岁的孩子怎么可以不读书去做生意呢？毕业典礼那天，我的两个好朋友果然都没有考上高中。一个考了四百多分，去了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学商务英语。她的爸爸说，吴悠考上高中了，一定考了五百多分吧。我说，我考了六百多分。她的爸爸当时很吃惊，不明白为什么两个每天一起上学一起回家的孩子会有这么大的差距。我的另一个好朋友考了三百多分，直接回老家卖推拉门子承父业了，连毕业典礼都没来。我还有一个安徽的好朋友，她的妈妈白天在一家公司上班，晚上六点要做一份家政，晚上九点又要赶到另一家做家政；她的爸爸在四川工地上打工。父母两人含辛茹苦，供她在南京读书。但她也没有考上高中，在这座大都市里读书的三年青春时光仿佛黄粱一梦。
很多年后，我具备了初步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视野，再回想起这些事情时，只觉得有一种深深的愧疚。这些从安徽远道而来的父母，为了给孩子提供一个向上流动的机会，不辞辛劳，甚至一天打三份工。他们在为这座城市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同时，却并没有得到他们预期的回报，他们的孩子成为了这座城市中考的分母，在大城市里生活的三年，仅仅是刺激了他们的消费欲望。同样是工人阶级和家伙们，把孩子送到大城市里读书的这些工人阶级父母和《学做工》里不同，他们意识到了社会流动的重要性，也洞察了教育在其中起到的中介作用。然而事实是，教育资源一直被拥有文化资本的少数群体掌握，即使不同阶层的孩子身处同一场域当中，所获得的资源和信息也大相径庭。而当时的我看似不以循规生自居，其实也是循规生垄断教育资源的帮凶。为什么老师总是对抄作业这一行为深恶痛绝？其深层原因也许可以追溯到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这就是《学做工》这本书带给我的一些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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