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持久战读后感

《论持久战读后感》

至1938年5月，中国的全面抗战已近一年，其时八路军取得了平型关大捷，而国民党军队也取得了正面战场上的第一个胜利——台儿庄大捷。但是，日寇北上和南下的进攻之势依然没有能被遏制。在徐州会战结束后战场转向武汉会战。这一时期，国内“速胜论”与“亡国论”甚嚣尘上。“速胜论”认为中国一定能很快战胜倭寇，淮海一仗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大公报》还刊发社论，宣传徐州会战就是“准决战”。而“亡国论”则认为再打就要亡国，后来投降日本的周佛海说：我们的武器不如人，战必败。投降主义的言论一时间充斥于国内政界、媒体。如何看待其时国内的历史状况，全面抗战如何进行，最终的结局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留给了当时的中国政界领袖。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面对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内外各种矛盾和形势的发展，国共两党对抗战的艰苦程度和时间延续都是有所认识的。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在危急关头系统总结全党的持久战理论，写出《论持久战》一文，科学分析了全面抗战十个月以来的实际形势，分析抗战的方略，指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中国不会亡国，但抗战不可能速胜，从理论指导了全民族的抗战，指明了抗战胜利的前景。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率先提出对日作战、反抗日本侵略。193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全中国的民众现在是处在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帝国主义列强对于我们的侵略是日益加紧。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了东三省。”中国共产党认为，“民众革命与民众政权是全中国民众自救灭亡的唯一出路”。“用民族的革命战争去打倒帝国主义”。“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给贫苦的农民”。指出：“胜利是属于我们的。随着日本势力不断南下，在上海又挑起“一·二八”事变。为此，1月27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中共中央为武装保卫中国革命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中国的民众们”，武装保卫中国革命！4月25日，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但是，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红军中横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不到落实。王明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导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1934年10月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者，既有植根于中国大地、注重调查实践的毛泽东，也有游历多国、具有国际视野的周恩来。卓越的领导者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日寇的入侵，他们当即提出过多条抗日纲领，在抗战的初期随着战场和社会形势的转变，通过理论思考，不断提出号召和纲领，同时也不断充实理论成果。他们深知中日两国实力的差别，但是坚信中国人民可以取得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他们的不断探索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持久战理论的最初形式。

“七七”事变之后，华北危急，平津危急。日本在事变之后，寻求舆论上不扩大，并积极拉拢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将领，放出风声，要以汪精卫为对手进行和谈。诱降让一些人认为不需进行全民抗战，只需隐忍，日寇碍于各方因素将不会南下，而再战必亡的论调在四处响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抗战能不能到底，抗战主要依靠什么，民众组织、抗击敌军之方略等一系列问题需要得到回答。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发布的抗日救国的若干纲领，如何在操作层面上得到实施？在理论上回应各方质疑，探讨抗日战争的具体方略摆在中共中央面前，不容回避。在中国共产党一方，为统一思想和认识，制定正确路线和策略，1938年5月26日到6月3日在延安召开抗日战争研究会。会上，毛泽东同志亲自做了《论持久战》的演讲。演讲深刻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基本规律，将抗战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防御、相持和反攻，并导以战争胜利的战术，指出运动战和游击战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主要的战略战术，组织民众起来进行抗战，兵民是胜利之本。毛泽东通过分析从全局上驾驭抗日战争发展趋势，回答了人们对战争前途的疑虑，中国不会亡国，但抗战不可能速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