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盖愈穷而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在《梅圣俞墓志铭序》中欧阳修由此提出了“穷而后工”的理论。
此理论由来已久。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到柳宗元“感激愤悱”、杜甫的“文章憎命达”、韩愈的“不平之鸣”，再到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都是在营造一种命运与作品艺术价值之间的落差感，一脉相承，且不断发展的。但是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更强调创作动力的形成， 为动因论，对于著书之内容，少有涉及。而韩愈的“不平之鸣”更强调著书的内容，不平指的是不平静，而非愤愤不平，“鸣”分得志之鸣与不得志之鸣，“穷而后工”显然是对不得志之鸣的发展。因此，三者在内核上有相似之处，却又有诸多不同，又不断延续发展。
对于“穷而后工”这一理论，我们应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来看待。
它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逆境往往能引发作家更深沉的思考与感触，赋予作品强烈的抒情性。面对困境，无论是如苏轼“竹杖芒鞋、吟啸徐行”般的超然，还是像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期盼，还是像屈原“著天问、歌九章”般的悲愤，往往都有着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能引发后世读者共鸣与同情。同时，家国天下的传统士大夫精神与失意后相对自由、时间充裕的写作环境为诞生传世佳作奠定了基础。如曹雪芹的泣血十年、惊著红楼，再如蒲松龄的屡试不第、志怪聊斋，都可为“穷而后工”，终超脱于世俗，创造了时代性的大突破。
但我们也要注意到“穷而后工”“穷”为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顺境亦有佳作，“不穷者未必不工”。无论是官至宰相、位极人臣的张九龄在文坛上的不可撼动之位，还是尚在蜜月佳期的李清照亦有“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之名句，都在印证“不穷者亦可工”。同时“穷而后工”理论并不能适用于所有时期。比如清朝大兴文字狱、进行极端的君主专制，不可谓之“不穷”，大量学者投身古籍、皓首穷经，出现所谓乾嘉学派，除了小说戏剧领域，并没有诞生其他体裁的突出文学作品流传于世，四库全书也未能企及永乐大典的高度，可谓“穷而未必工”也。
从欧阳修本身来看，他在赠梅尧臣的诗中说：“梅穷独我知，古货今难卖。”事实上，梅尧臣的穷困不遇主要是北宋党争影响的结果，欧阳修“诗穷而后工”之论又专为梅尧臣而发，则诗穷而后工论，其实是北宋党争背景下的产物。也就是说，欧阳修提出此论，背后是有特指的意图和目的的。
最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审视所谓的“穷而后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阶层分明、固化的古代，文艺创作大多属于文人阶层，广大劳苦群众大多不能参与其中，“虽穷未工”。因此，我们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去辩证的审视“穷而后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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