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夏绿蒂·柏金斯·吉尔曼是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有影响力的女权主义者之一。她的短篇小说《黄色墙纸》体现了其女权主义思想。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通过对“我”各种荒诞行为的描写，揭示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受到的束缚和禁锢。在细读小说的基础上，本文着眼于故事中女主人公话语权的丧失，反讽的运用以及多种意象的象征意义这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女性主义解读，通过揭示在父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无情压迫，以试图让女性对自我的处境有个重新的认识。
关键词：《黄色墙纸》； 女性主义； 话语权； 反讽； 象征
《黄色墙纸》是吉尔曼基于其自身经历创作而成，可以称之为半自传体小说。该小说情节的发展既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开端、高潮和结局，也没有严密的逻辑，有的只是零碎的画面，荒诞的行为以及颠三倒四的语言。吉尔曼以独特的方式描写了女主人公的心理与生活状态。
一、话语权的丧失
话语权，简而言之，即说话权，控制舆论的权力。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论述了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他指出：“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 ［5］（P29）。简单说来，就是权力产生话语，并通过话语发生作用。
小说的开篇，作者交待了事情的起因，女主人公的丈夫约翰是个内科医生，他诊断她有精神衰弱，有歇斯底里的（hysterical）倾向。因此，她跟随丈夫来到乡下接受治疗。“歇斯底里的”（hysterical）是个颇有意思的词，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引用威利斯对于“歇斯底里的”论述：“在妇女疾病中，歇斯底里的名声很坏，就像是人已半入地狱一般（semi-damnati）它必须承担无数其他疾病的过失”［4］（P128）。
作为当事人，女主人公本应对自己的病情是最具有发言权的。可约翰作为一名声望颇高的医生和女主人公的丈夫，集知识与权力于一身，成功地建构了话语权，相比之下，女主人公则完全丧失了话语权。女主人公跟着约翰来到“一所殖民地豪宅，世袭财产”的古老庄园里接受治疗。作者用“殖民地豪宅，世袭财产”暗指父权制的思想与文化代代相传。作为治疗场所，应该选择让人身心放松的地方，可女主人公却觉得那是“一座闹鬼的豪宅”。理想中温暖舒适的房子，却让人感到“孤立”、“隔绝”与“压抑”。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与其说是为了让女主人公重获健康，倒不如说是关押她的“监狱”，禁锢她的自由。约翰安排女主人公住在二楼的育婴室里，固定的床，装上栅栏的窗户，糟糕透顶的壁纸，令人反胃的色彩，这一切都让她感到厌恶与憎恨。相比之下，女主人公更喜欢一楼的房间。她尝试与约翰商量，可约翰对她的话置若罔闻，并告诉她，那间育婴室对她有好处，她要学会勇敢，不能被恐惧所打败。法国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曾写到，“历史向我们表明，男人总是掌握所有的具体权力；从父权制开始，男人就认为将女人保持在从属的地位是有用的；他们的法典是为了对付女人而设立的；女人就是这样具体构成他者”［6］（P199）。每当女主人公表达自己的思想时，约翰总是用各种各样牵强的理由拒绝，并极力对其进行否定。约翰掌握了所有的主动权，并按自己的意愿来安排女主人公的生活，无情地剥夺了女主人公最基本的话语权，导致女主人公越来越沉默，一步步把女主人公逼上了精神崩溃的绝境。
二、反讽的运用
小说中，吉尔曼运用了大量辛辣的反讽，巧妙的隐喻和奇特的意象来刻画人物和揭示主题。其中，反讽的运用最为显著。根据M.H.艾布拉姆斯在《文学术语词典》（中英对照）中对反讽的分类，反讽主要可以分为言语反讽、通篇性反讽、戏剧性反讽、命运反讽和浪漫主义反讽 ［3］（P271-277）。在《黄色墙纸》中，作者主要运用言语反讽来强化主题，进而展现女主人公被父权制压迫所造成的悲剧命运。
M.H.艾布拉姆斯对言语反讽的定义是：说话人话语的隐含意义和他的表面陈述大相径庭，这类讽刺话语往往表示说话人的某些表面的看法与评价，而实际上在整体话语情境下则说明了一种截然不同，通常是相反的态度与评价［3］（P271）。
“我的丈夫是个内科医生，可能这就是我无法早点重拾健康的原因” ［1］（P2）。联想到作者的亲身经历，在产下女儿后，她得了抑郁症，于是求助费城的一位名医，根据他的建议，采取了休息治疗法，可是一点效果都没有，直到作者重新返回工作，抑郁症才治好了。小说中，约翰对女主人公采取的就是休息治疗法。作者通过对女主人公病情的叙述，辛辣地讽刺了作为权威代表的约翰，完全不尊重女主人公的思想，无情剥夺其话语权并对其造成了身体上的伤害，以此指责了约翰是导致女主人公发疯的罪魁祸首，揭示了男性霸权对女性的深深压迫。
除了讽刺约翰的专制压迫外，作者还讽刺了他对女主人公虚情假意的关心。“他很细心，也算爱我，没有特殊指导，他是不会让我到处走动的。他说完全是因为我的缘故才会搬到这来住。他说我是他的挚爱，他的安慰，他的一切，求我看在他的份上好好照顾自己” ［1］（P3）。此外，约翰还叫自己的姐姐简尼过来，以便在他外出之时“我”有人照顾。表面看来，约翰体贴关心，对女主人公照顾得无微不至，实则完全不尊重她，对其实施变相的软禁。马克思曾对人的本质下过定义：“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P56）。可是作为一名母亲，女主人公失去了照顾孩子的权力。她被禁锢在一间小房间里接受治疗，不允许去见家人，禁止写作，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交流。约翰的做法，从本质上否定了女主人公存在的价值。约翰的妹妹简尼也是作者讽刺的对象。“她是个完美而心地善良的家庭主妇，对家庭主妇一职甚至十分满意。我能肯定，她认为正是写作让我得了病” ［1］（P7）。简尼就是弗吉尼亚·沃尔夫笔下的“屋中的天使”，是男人理想中的妻子形象，她精通一切家务且没有丝毫的怨言。她对约翰的话言听计从，并且认为约翰对女主人公所做的一切不人道行为都是合理的，她俨然成为了父权制中的牺牲品。她对女主人公的“关心”实际上是变相的“监视”。同为女性的简尼，本来应该理解并同情女主人公的遭遇，并对其施以援手，可她却成了约翰的帮凶，对女主人公实施进一步的压迫。作者借对简尼的描述，来讽刺那些被男性同化，心甘情愿臣服于男性统治之下的女性。本该是最佳倾诉伙伴的简尼遭到了女主人公的“抛弃”，表达了女主人公对被父权制所同化的简尼的失望之情。
三、多种意象的象征意义
小说以《黄色墙纸》为题，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黄色一词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是墙纸泛黄的颜色代表年代的久远，如同上文所提到的“一所殖民地豪宅，世袭财产”，象征着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由来已久。二是黄色与阳光的颜色相似，“在古罗马时期被视为高贵的颜色，而在中国封建朝代，自宋朝以后，明黄色则是皇帝的专用颜色”。在小说中，黄色墙纸可以理解为男性权力的代表，象征父权制对女性自由与思想的禁锢。在小说的各个阶段，黄色墙纸的意象一直在不断发生变化，由最初的混乱恶心到后来的日渐清晰，女主人公对其态度也随之而改变，折射出女主人公内心复杂的思想斗争。
女主人公第一次走进育婴室时，她就觉得那是一张糟糕透顶的墙纸，对其感到厌恶与反感，“墙纸上华丽杂乱的图式简直就像艺术中的犯罪。墙纸的色彩也让人觉得反胃，那是一种肮脏的焦油一样的黄色，在缓缓倾斜的阳光中显出褪色的痕迹。有些地方有笨重的血红色印记，另一些地方染着疾病一样的硫磺色” ［1］（P4）。女主人公对墙纸的描述正好是其真实生活的反映。一方面反映女主人公渴望工作却被迫来乡下接受休息治疗法的困境，表现其生活的无奈。另一方面反映女主人公矛盾的心理状态，到底是甘于做个温顺的贤妻良母，还是勇于反抗，做个独立自主的女性，表现其心理的挣扎。一段时间后，混乱的墙纸在女主人公眼里变得清晰，“画面上仿佛一个割裂的脖子和两只球状眼球的形象在凝视着我。眼睛分布在一条直线两侧，一只高一些，一只低一些。我从没在一件死气沉沉的东西上见到过如此丰富表情” ［1］（P6）。本该让人望而生畏的画面，女主人公却觉得十分有趣，她对墙纸的态度已悄然发生改变，从最开始的厌恶，到现在可以从中找到乐趣，表明她内心的思想斗争，已经有了明显的偏向。后来，她的思想越来越活跃，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那张墙纸，对其进行思考。作者特意将墙后女人的意象设置为爬行，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代女性的地位，象征着女性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女主人公看到的意象，实际上反映了她内心思想斗争最终的选择以及她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处境，表达了女主人公渴望自由，想要逃离，希望挣脱父权制束缚的美好愿望。
四、结语
小说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页，却生动地刻画了在父权制社会里，男性对女性无情的压迫。作者企图通过这篇小说，让女性重新认识自我，并唤醒她们的女性意识，鼓励她们勇敢冲破父权制的牢笼，努力争取自由与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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