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乱世，应当何去何从？是随波逐流还是逆流而上？是避世隐居还是同流合污？在学习了《渔父》后，我看到了屈子不愿苟同、舍身取义的高洁志气，亦看到了渔父与世推移、远祸其身的处事之道。然，二者之举都为至善之道吗？
当屈原与渔父相遇于江潭泽畔，一个正值放逐，一个隐匿许久，二人境遇不同，身份不同，但确然都是混乱政治中的反抗者。屈原之所以被流放，是政治失意、不受信任；渔父之所以隐匿江畔，是对政治失望、心灰意冷。两者都怀有对民生的关心，也都深谙政治的黑暗，只是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法，从而有了不同的人生结局和世人评价。两者并无孰对孰错，我们何不执两用中，逐屈子之心而赴渔父之道，大隐于市。
渔父的与世推移与一味的毫无原则的随波逐流自然是有差别的，相反，正是因为看透了世俗的黑暗才选择隐身，我们无法得知他曾经是否和屈原一样满怀抱负却深受打击，但我们至少知道他是对政治绝望的。他选择避世退隐，保全其身，实际上也是对黑暗政治的反抗，只是这样的反抗是无奈的，消极的，是上升不到人生高度的，对于社会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渔父这样的隐士也是得不到人们对屈原那样高度的赞叹和崇敬的。但抛开对社会的贡献不说，于个人而言，面对这样一个黑暗浑浊的政治社会，隐退何尝不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明智之举，在与世浮沉中保存力量。
与渔父消极避世不同的屈原的负隅反抗与舍身取义，他的至洁理想不仅仅不允许他同流合污，更不允许他远离政治，他想要的是一个美政的社会，是不允许一丝黑暗的存在，否则，即使是避世，他依然能感受到世俗的尘埃，当他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斗争而无力驱除黑暗时，对完全的高洁精神的追求让他做出了毁坏肉身来保全皓皓之白的无奈之举。与渔父相比，他试图对黑暗政治的改变，他的“九死其尤未悔”的精神，是积极的反抗与应对，也是社会需要的。试想，若是没有这样坚守理想的民族的栋梁，看到黑暗只是保全自己，那么，何来的正义与进步？这正是屈原伟大人格与精神的所在之处，让人无限敬仰。
但是，屈原最后选择了自投汨罗江来保全人格，这虽说是一种反抗，但是消极的，甚至是有些极端的，保全了人格却永远也改变不了黑暗，此种无谓的牺牲，不免会显得固执与偏狭，是缺乏了抗争到底的无畏与勇气的。若是屈原有渔父般的通权达变，能大隐于市，积蓄力量，伺机而动，楚国之景，或未易量。
屈原对美政和至洁理想的追求注定他不会通权达变，渔父的隐匿保身也注定他达不到屈原的精神高度。而世界并非一成不变、非黑即白的，我们为何不像孔圣人那般既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定理想，又能做到用行舍藏，这就逐朱屈子之心，赴渔父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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