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作者想研究的是社会网络在银行中对中型企业提供贷款的行为的作用。哪些企业更容易得到银行的贷款，以及得到贷款的利息高低。
乌兹选择中型企业作为样本，是因为大企业对银行无所需求，小企业一般不用贷款。中型企业更多的依赖银行提供的资金。在这篇定量的实证研究里，作者很有趣的加入了定性访谈，通过民族志田野工作对一个高度竞争性的银行市场，即芝加哥地区的11个中间市场银行进行了调查。访谈对象是银行客户经理，他们负责作出借贷决定并与客户打交道的银行职员以及两名银行CEO和两名催贷员。选择银行职工而非中型企业主，作者可能考虑到了在银行职工里能更多的直观地了解到他们之间的金融关系，但在企业主那里，一些金融关系是非常私密和有价值的，可能不会轻易被透露。换言之，作者作为社会网络学派的研究人物，非常明智的找到结构洞去获取资料。回到主题，作者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更好的提出假设，服务于定量研究。作者发现社会纽带提供治理安排以及促进私人资源的交易，而这些安排与交易反过来会制造出没有它们则无法产生的一些交易。通过组织非正式的社会事件（高尔夫球场、剧院、饭局），把公开的和私人的信息流封闭在一个社会的结构之中，企业家会依赖这种闭合特性来判断他们业务对象的品质与可信度。因此，作者总结出两个观点：1.金融交易越是嵌入社会关系之中，对信任的预期越会主宰交易。2.臂距关系缺乏知识传递与合作所需要的对信任和互惠的期待。
那么关系嵌入性如何影响贷款获得及成本？作者认为嵌入性纽带还会通过刺激银行家代表公司，在银行内部动用个人的社会资本来为之谋利，也就是把对此公司信用度的信任网络扩展到了其他相关的银行决策者中。作者推出了前两个假设：假设1：公司与银行间的金融交易越是嵌入社会关系，公司越可能从这家银行获得融资；假设2：公司与银行间的金融交易越是嵌入社会关系，公司从这家银行的融资成本越低。
乌兹又提出，假设有两个银行，企业与银行的关系可以分为“臂距型”（arms-length）和嵌入性，前者表示有一定距离而后者则是有一系列业务往来，乌兹认为两种关系的有机结合才是最佳方案。完全嵌入会完全依赖银行，被结构限制，但是完全疏远会增加办事难度。因此另外两个假设是假设3：公司如果拥有了一个混合了嵌入性纽带和臂距关系的网络，那么它获得融资的可能性会增加，而当它只拥有其中一类关系构成的网络时，其融资可能性会降低；假设4：公司如果拥有了一个混合了嵌入性纽带和臂距关系的网络，那么它的融资成本就会降低，而当它只拥有其中一类关系构成的网络时，其融资成本就会升高。
操作化的因变量自然跟借贷相关，分别是公司是否获得了资本（贷款）以及资本的成本（公司贷款的利率）。自变量上，嵌入性纽带测量维度分为（1）关系的持久度（年）（2）贷款者和银行之间关系的多元性（企业家所使用的商业服务和个人服务的数目）。而后两个假设的网络互补性的测量：利用赫芬达尔指数测量公司网络各种关系的混合，取值在0-1。控制变量是组织特征、性别和种族差异、银行网络的规模和贷款特征等。
通过数据显示，关系的持久性与多元性都不能影响公司对信贷的获取（相关系数0.001和-0.005）。网络规模增加了获取信贷的可能性，但是网络规模的增大并不能明显降低资本成本。作者用一个曲线显示了关系嵌入性、结构嵌入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与资本成本相关的三个重要效果，维持了整合的混合性网络的公司能降低其资本成本，这个效果随着公司和银行间关系持久度的增加而线性增长。更精确地说，适宜程度的关系互补性能比那些只有嵌人性纽带或臂距关系的网络降低资本成本达3个百分点，或者300个基点。U形曲线左右侧的区别显示出尽管嵌人性纽带和公平性关系都不及混合性网络有益，但是嵌人性纽带还是要好一点。因此假设1不成立，假设2、3、4成立。
这篇研究的出色在于将理论-个案-实证三者实现了有机的结合，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定量和定性可以同时使用，但要明白在主要研究方法外采取另一种范式的目的是什么，另一种范式应该是为了服务于主要的研究范式。除此之外，作者对互补性网络的强调也弥补了网络学派对单一网络关系关注的缺陷，“臂距型”关系隐喻着弱关系的作用，两种关系的互补性研究可以进一步发掘，比如说本文的互补性网络图里，这种互补性关系究竟到达一个怎样的程度（两种关系各占多少）能够实现最大化的效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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