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何以可行？
——浅谈国家的存在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
何为国家？国家如何产生？国家的存在是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呢？
关于国家的定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给出了他的答案：“我们已经看到，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P135）
公共权力与民众分离、与社会异化意味着：公共权力的行使不是靠自由的、自愿的尊敬，而是靠强制；公共权力不是由居民自发组成的组织来行使，而是由特殊的武装组织来行使；公共权力不再是站在社会之中，而是高居于社会之上。
国家的公共权力由什么构成？不仅有军队、警察、宪兵等人的集合体，而且还有如监狱和法庭等各种强制设施，这些东西都是以前氏族社会所没有的。公共权力得以维持的途径是什么呢？国家最重要的存在前提当然是建立税收制度，通过公民纳税获得经济基础，此外，现代国家还建立了公债制度，国家发行票据、债券等。公共权力由谁来行使？由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统治者以及官吏队伍来行使。
“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P191）官吏是站在社会之上，俯瞰社会上的其他成员，根据个人的主观意志，制定、颁布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的各种规章条例，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维护自身的利益，置所谓的人民利益于不顾之地。
那么，我心中的疑惑由此生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坚定的信仰者、推崇者，追求的是“社会上的人人平等地享有各种权利和公共资源”。书中提到：“国家是一个由社会分裂到阶级现象的永久化，并且有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统治永久化的机关”。很显然是一种带有讽刺、批判意味的定义判断，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不支持国家的存在呢（或者说不愿意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看到国家的出现呢）？因为有国家必然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必然存在剥削与压迫，必然有社会不平等存在，必然有与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可是倘若没有国家，那么历史就需追溯到部落、氏族、胞族，甚至史前的蒙昧时代、野蛮时代，通过各种史料文献，我们得知那些时期处于极低的生产力水平，获取物质和分配资源的能力低下，社会在极低的平衡点上勉强维持生存。在当时极低的社会生产情况下，吃饱穿暖尚且是令人伤脑的问题，又谈何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的大同理想社会呢？“人人平等地享有自由的权利”更是奢望。
关于国家存在的意义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国家的看法的问题，陈卓学长的看法是：国家的存在是历史的必然。“与国家相对比而言，氏族制度的伟大，但同时也是它的局限，就在于这里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P177）。诚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阶级分化，如果没有统治或者奴役形成一定的社会秩序，社会内部就会撕裂，而国家的出现是为调和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尽管与之附带的是一些阶级统治或者压迫另一些阶级的残酷现实。
回顾历史，也不难得到答案。在国家形态出现前的部落时期，小部落的力量是有限的，有些事仅靠部落根本无法完成。举个例子，如果没有形成国家或者没有国家机器的存在，那么古埃及就无法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金字塔这类建筑奇观；英国的工业革命亦是如此，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来支持，那么工业革命就不会存在。尽管有人有一些创新的想法，但是实际操作起来，限制必然重重，比如场地，资金，法律等，这些保障都需要以国家为后盾来完成。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如果没有国家力量，我们便难以实现众多生产力的突破与发展，
反观当下，在企业发展中，存在一个“规模效应”。如果一家小公司设备齐全，技术先进，但是它的盈利不一定很好，原因在于它的规模不一定大；如果一家大集团，使用相同的设备与技术，那么它的成本和收益比起来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为什么大公司来越赚钱，小公司越来越不能立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的运行即使是一个放大版的企业运行模式。疫情三年期间，我们所强调的“国家优势”或者“举全国之力”正是现实的最佳证明。所谓的“新型举国体制”，是由政府统筹调配全国资源力量，达成相应目标任务。“新型举国体制”行得通的最大条件——统一的中央政权，即国家机器的存在。唯有国家政权的建立，唯有国家权威的发挥，唯有统一领导与统一指挥，“举全国之力”才成为可能。
谈及国家调节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现在的法治社会给人们带来的诸多好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法律，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试想，如果处于原始社会阶段，极低的生产力不可能创造更多的物质，面对恶厉的自然环境，人们只有平均分配才不至于有人会饿死，因为有人饿死就意味着与野兽作斗争的力量被削弱，最后是大家都无法生存。所以，各尽所能、平均分配是无奈之举。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仅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更没有国家，更不用说立法主体、立法机关了。历史告诉我们：仅靠朴素的道德观来维持社会秩序不是长远之计，唯有法律行得通。（法治社会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我就不在此赘述了）
不可否认，国家存在有其进步意义。同时，我们也看到的国家缺点——阶级压迫性，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等畅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最后，恩格斯写道：“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教育的普及，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P198）
总而言之，国家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国家的存在是适应相对不发达的生产力水平的社会现状，对于当下的社会生产生活具有较大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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