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轰动一时的案件，让许多游民冤死，最终却不了了之。这股名为“叫魂”的妖风席卷了整个正处于太平盛世的大清帝国，触动了君主，官僚以及普通民众三个阶级的利益。也正是因为三个阶级的相互冲突与矛盾，才诞生了“叫魂”这个看似荒唐实则必然产生的闹剧。
叫魂恐怖起源于江南这个富庶且优雅的水乡，这便激起了弘历一直以来对在中华大地上建立满族政权是否汉化的矛盾的疑惑。对于因军事征服而才在中央建立起政权的他们来说，面对被统治的汉人，其实自己能否在汉人土地上立足，展现自身血统的高贵，一直是心虚的，这也就是作者在文章中提出的关于“叫魂”事件的核心——“合法性焦虑”。“叫魂”中批判的剪发辫行为便被认为是排斥满族以及对满清统治合法性的怀疑。于是，弘历为掩盖作为统治者对剪发辨带来的心理恐慌，以及为保护自己政权地位，躲避“合法性焦虑”，便引导性的将“叫魂案”归于不正当的，有谋反威胁的行动大张讨伐。
另外，面对庞大的汉族士大夫官僚集体，弘历必须制定法规进行约束，随着制度法规漫长的演化，其变得可预期化和标准化，同时，官员们面对特殊事件，都倾向于采用保守的对策，为的是躲避君主因某位官员对管辖地区治理不当而下降的无偿的惩处，这些便导致官员们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经常将特殊事件定性为常规事件或者干脆化有为无后在上报君主。也正是因为每个官员都想在任职期间相安无事地成就自己的“伟大功业”，面对“叫魂”案这样的特殊情况，各级官员将扭曲的“事实”逐级上报，直接影响到“叫魂”案的搜查以及弘历对其的批示。
官员们在上受君主考评制度的压迫的同时，在下也遭受着普通民众的骚乱。在这个民风日下，冤冤相报的社会，普通民众都在遭遇着对生存的焦虑与恐慌。处于底层的穷苦人民，对未来的失望，加剧了对叫魂术偷走自己灵魂而造成的随即突发性死亡的恐惧。对于稍微富裕的民众，未来的不确定性和社会带来的不安全感使得他们对陌生人充满排斥与恐惧。除此之外，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妖术被看作是一种权力的幻觉，于是当朝廷下令清剿妖术时，民众们便利用这个机会“行使权力”来清算宿怨和谋取私利，甚至不惜牺牲他人。恰好，僧人，乞丐这些行踪不定，没有社会地位的人，被看作是来自陌生世界的弱者，最终不幸成为普通民众发泄恐惧，争取利益的发泄点和牺牲品。
作者在书中提到：把僧人和乞丐当作替罪羊是朝廷和民间的某种共谋。代表朝廷的君主弘历为维护巩固自身利益而把“叫魂”作为政治罪指控，以为自己的专制权力提供实施的舞台，从而掩盖自身的“合法性焦虑”。代表民间的普通民众则将这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当作发泄生存焦虑和妖术恐惧的对象。处于朝廷和民间中间的官员们，事实上大多数对这些牺牲品并不关心，他们只会在触碰到自身利益时运用扭曲的事实上报朝廷以粉饰太平，必要时严刑拷打安抚民众急需发泄的内心。
这三个阶级的冲突，在大清王朝表面的盛世下暗地里风起云涌。皇帝的权力架空，官僚制度的不作为和腐败风气，以及笼罩在普通民众下那缺乏安全感和看不见未来的惶惶人心，都在步步紧逼社会弱者的牺牲，使“叫魂”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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