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读后感一
在《国富论》中，论政治经济体系以及接下来说要讲的，都是西方世界的，与东方世界的截然不同。就本章“重商主义原理”在中国古代发展史上，“重商”是不可思议的，商业不利于统治者的统治，这是其一；其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古代中国国家收入，大部分来自赋税，农业更利于赋税的征收，而商业，却找不出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故中国对于商业的不但不重视，更是抑制其发展。下面我们就“西方重商主义原理”浅析。
在我尚在高中阶段时，历史老师讲述东西方政治以及民主的时候讲到：西方的海洋文明是一种被迫的文明，由于其文明起源地海岸线狭长，陆地崎岖不平，不利于耕种，因此，只能向海洋索取利于生存的基本生存资料，就这样，在出海冒险，交换货物中，公平对于其至关重要，就这样养成了西方人的政治制度强调自由、民主以及平等的性格，这是重商原理的渊源。
书中这样提到：财富是由货币或金银构成的这个普遍流行的观点，是因为货币具有交易工具和价值尺度的双重作用而产生的；财富在商业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先从财富中的“货币”说起，执行的交易工具和价值尺度两种功能（在亚当斯密生活下的西方，目前货币不仅限于两种功能，货币还兼有贮藏手段等职能），简单来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购买所需要的不论生活必需品还是高档耐用品，都需要有货币作为媒介来获取，在此时，货币所充当的角色就是交易工具；至于价值尺度，我们举例来说明，当我们想要衡量某一货物的价值是通常会说到这一物品值多少钱，此时用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值多少钱，就在执行的货币的价值尺度。金银我们目前为止不是主要的表现工具，不主要讲，在我们的生活中形容一个人富有，通常会说到：此人身价多少多少钱，而不会说此人拥有多少金银。因此，财富和货币都可视为同义语。
像富人一样，国家的富有通常也被认为是拥有很多货币，而储存金银几乎被所有的国家认为是致富的捷径。在历史上很多国家南征北战、东征西讨本质上都是为了迅速致富，获得所需要的财富，在美洲被发现的一个时期里，西班牙每到一个陌生的海岸，问的第一个问题便是：附近是否发现了金银，以此来衡量一个地方是否值得被奴役。这个问题，中国其实也是如此，在中国元朝时，法国国王派遣庇亚诺加宾诺作为使节去拜见成吉思汗的一个王子时，王子问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法国的牛羊多吗？换个角度来思考，西班牙同中国元朝问的问题本质以及目的是相同的，只是表现形式不相同，在西班牙用的时金银来表现，金银是他们财富的主要构成部分；而对于游牧民族，牛羊则是他们的表现形式，同样牛羊是他们财富的主要构成部分。绝大部分人，仍然将金银作为构成财富的主要部分，在我们的生活中亦是如此，将自己的财富用其他商品而非金银作为表现形式，这种财富的储存方式极为不稳妥；比如：牛羊，牛羊价格的决定因素非常多，虽然价值决定价格，但是供求关系对牛羊价格的影响也极大，但金银就不一样了，将金银作为财富的主要储存方式，好处大致有三：其一，金银作为贵重金属稀有程度决定了它的价值；其二，金银便于携带，不但方便储藏，更方便交易；其三，金银的供求关系相对于其他物品交易稳定，价值波动较小。 对于国家也一样，金银是一个国家最可靠、最根本的部分。
在开始的国家形式中，国与国之间是没有联系的，也就是说国家独立存在，那样一个国家流通货币的多少，关系不大，这样的国家富庶还是贫穷，取决于国内物资的充裕还是匮乏。但是有对外交流的国家情况截然不同，一方面需要维持自己对外的贸易，并且重中获取利益；另一方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需要维持常备军队，军队是非生产性的投入，也就是说在正常的贸易中应该积蓄大量的金银，一旦有需要，才会有大量的财富，维持对外战争。
金银如此重要，国家为了其政权的发展，尽可能的想让更多金银留在本国，这是必定无疑的，贸易顺差这是件好事情，但如果出现贸易逆差，国家就该想办法阻止金银的流出，起初，欧洲一些国家为了防止金银流出，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就曾经以最严酷的刑法关税禁止金银输出，但是这样，从短期来看，损害了商人的眼前利益；从长期看，无异于饮鸩止渴，对本国的贸易，以及财富的增长都是起到相当大的副作用，不得以只能放弃这样的做法，另辟蹊径。高汇率也是一种减少贸易逆差的有效途径，决定汇率的大致因素有这样几个：相对价格水平、关税和限额、对本国商品相对于外国商品的偏好以及生产率。在金融市场上“蝴蝶效应”表现的很充分，只要改变其中一个因素，往往会形成其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所以只要改变高汇率中的一个因素，便可达到自己预想中的结果。就拿关税来说，只要是对进口商品征收很高的关税，故此商品的附加值会增加，所谓的附加值就是一件商品的价格，不只是商品的体现，更附着关税，简言之，消费者需要为关税买单，商品价格必然会上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金银的外流。
（食品院邓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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