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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甘肃惨案的背后是农村治理的溃散

  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侠客岛”9月13日发表题为《解局:甘肃惨案的背后,是农村治理的溃散》的文章,文章称我们很多人已经远离农村,在一次次的点击、转发、评论中展示着关怀、同情或是格调。但甘肃的惨案,其实有很多留给我们的真问题。更深刻的话题在于,其实每一次揭开的盖子,下面露出的或惨烈、或打破田园牧歌式梦想的情景,都在提醒着我们,中国的农村基层治理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现实。

  文章全文如下:

  从8月26日到现在,甘肃村庄里的惨案已经发生了很久。只不过,直到这两天,它才真正成为舆论中心——以在朋友圈刷屏的方式。刷屏的文章,叫做《盛世中的蝼蚁》。

  就像此前每一次成为公共事件的新闻那样,围绕《蝼蚁》一文,舆论场的意见也迅速分化。支持者认为,是贫穷、是社会之恶导致了惨剧的发生,文笔直指当下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的“蝼蚁”感;反对者则认为,贫穷与杀子自杀之间不一定存在必然逻辑关系,在事实调查清楚之前,急切地把帽子扣在全社会的头上并不妥当。

  正如当下的人会把历史读成当下史一样,人们也习惯从新闻中读出代入感;一如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戏剧时说的那样:面对悲剧,人们感到恐惧或者怜悯(因为戏中人的行为或者可以从逻辑上理解,或许无可避免),最终达到“净化”(katharsis,宣泄后平静)情感的效果。

  换句话说,面对同一头大象,因为着眼点不同,每个群体摸到的都不一样。但除了情绪式的宣泄和抒情,我们希望,在如此惨烈的新闻背后,我们可以认真地分析和考虑问题是如何产生的,最终又应当如何解决。

  贫穷

  虽然没有在现场,但有一些同行在现场。在不同媒体的报道里,我们可以抽出一些值得探讨的细节。

  贫穷。这一点,看过现场图片的读者大约都有直观感受。这是一个西部山区的村落,杨改兰一家8口,奶奶行动不便,父亲略有痴呆只能放牛种菜,丈夫脑子也不是特别清楚在外面打工,剩下她和4个未满或即将满学龄的孩子。8口人住的房子已经有52年历史,家里的土灶已经坍塌了一半。杨改兰一个人种着17亩地,送孩子上幼儿园要走一个小时的山路。

杨改兰位于山下的家。
杨改兰位于山下的家。

  低保。这或许是目前或多或少指向自杀诱因的线索之一。2013年,杨家曾经享受过每年2880元的低保;2014年,低保取消。

  取消的理由,是在官方通报里,2013年,在农村低保动态管理中,“经群众评议该户未通过”,因为其家庭总收入为36585.76元,人均收入超过4000元,高于当时的低保标准2300元,故取消——根据村委会主任的算法,杨改兰丈夫打工一年2万多,每亩地400-500元收入,3头牛、两头母猪,也可以有收入。

  之所以说“诱因”,是因为在《每日人物》的报道中,在杨改兰临终时和奶奶的对话中有这样一句:“村里有人告我,我被逼到这份上了。”

  还有一部分细节,后面详述。我们先说说低保这件事。

  低保

  低保,最低生活保障。通常说来,在这个领域,国家会划拨一部分资金,地方政府再进行资金配套。不同的省份,低保的标准不太一样;不同的地区,评议谁家能吃低保、谁家不能吃,也有不同的评议方式。

  杨改兰家被取消低保,就是因为评议方式的转变。

  2013年他们能吃低保,是因为村里组成了一个评定小组,挨家走访,“看到家里房子很差,看着确实困难,就定了低保户”。
2014年,政策变了——先全村集体提名、商议并经公示无异议后,再上报乡镇,经乡镇审核公示后确定名单。中青报报道称,该村村委会主任说,“在由村民代表、村支部、村委会和村监委会召开商议低保资格的会议时,30多名参会者关于低保资格的提议中没有杨改兰家,因此,这一次就取消了他家的低保资格”。

  2014年,政策变了——先全村集体提名、商议并经公示无异议后,再上报乡镇,经乡镇审核公示后确定名单。中青报报道称,该村村委会主任说,“在由村民代表、村支部、村委会和村监委会召开商议低保资格的会议时,30多名参会者关于低保资格的提议中没有杨改兰家,因此,这一次就取消了他家的低保资格”。

  资深媒体人郭睿发表在“新太平广记”上的调查报道,则指出了这一方式中可能存在的疑点。比如,杨改兰的堂叔爷杨万年称,自己没有开过村民会,每个自然村出一个代表去开会,都是村干部;康姓村民则称,如果村里人一起开会的话,“我们都了解他家情况,不可能投票取消他低保”。

  目前,国务院扶贫办已经成立工作组,会同甘肃省级部门进驻该村调查这一事件,尚未有结论。在侠客岛跟一位西部省份基层岛友谈及这一评议方式时,该干部表示,如果真的要用全村村民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谁能吃低保,至少可以说明这样的村庄里干部管不了事,只能靠每人投票这种方式来平息争议。一般来说,低保需要个人打申请,但最终都需要村两委、村民代表(比如所在队、社的队长、社长等)、乡镇级分管领导以及相关部门来共同评议,既要实地走访,也要听村里主事人、明白人的意见,以避免出现村干部划低保时“优亲厚友”、利益输送、当老好人等情况。

  郭睿报道里的细节,或许也给这样的疑点继续作注:在这个村庄下辖10个社中的石磊社(杨改兰丈夫所在的社),该社的9名精准扶贫对象中,就有石磊社社长的亲哥哥、侄子。

  另外的细节则更让人唏嘘。该县政府工作人员称,2014年政策调整时,低保名单在村里张贴了三次,“杨家无一人提出异议”,但杨家8口人没有一人识字;而邻近村的另外村民则称,“我们家全家三口一起种地,一年都挣不上一万块,他们家还能挣3万块,不可能”。

  注意,低保的事情,可能只是诱因——毕竟,两年前他们的低保就被取消了。这其中可能存在的猫腻或不正常的问题,也需要调查组的结论。在结论未出之前,这些报道的细节都只能供人们存疑。

  家庭

  是什么造成了惨剧的发生?长期“贫穷带来的绝望”、或者在低保、危旧房改造上遭受的可能不公平的待遇?

  贫穷和自杀、杀子之间,或许确实难以直接划上直接的逻辑必然。它可能只是辅佐性的因素。人如鸿毛,命若野草,但绝大部分人依然选择挣扎着活下去。我们已经无从知道杨改兰在做出决定的时候是怎样的心境和思绪,只能从她身后的事实、言语中获得旁观性的线索,寄希望于一片片拼凑出接近事实的图景。
家中残破的房屋。
家中残破的房屋。

  另一个有可能的重要因素,是家庭。

  事实上,在我们翻阅与“农村”“女性”“自杀”有关系的论文时,我们这些已经久已疏离农村的人,会发现一些令人讶异的事实。比如,在向世卫组织提交自杀数据的国家里,中国的自杀率其实排名很高;而其中重要的一块,就是中国农村女性的自杀。比如,在一份对7省34村的田野调查中可以看出,在1980-2009年间,女性自杀的数据比男性高出1.3倍;其中,年轻女性、年老女性的比率又相对较高。在学者的分析里,家庭,是这些女性自杀的首要因素——这又多涉及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婚姻关系、婆媳关系、财产分配、育儿养老等。

  在郭睿的报道里,杨改兰所处的,或许就是这样一个矛盾逐渐积累的家庭。比如,她和她的妹妹,是全村仅有的完全没上过学的年轻人;她有一个强势的奶奶,爷爷是倒插门,丈夫是倒插门,作为传承姓氏的孙女,她的丈夫可以出去打工,自己却只能一个人在家种17亩地、拉扯4个孩子和老人;她的手机是老人机,手机里只有三个联系人;她几乎从不看电视,每天的生活就是种地、做家务、带孩子……

  广西师大的一篇硕士论文,把农村女性的自杀动机分为几种类型。其中,有的是赌气,有的是辩诬证明自己被冤枉,有的是威胁式的让别人害怕的自杀,有的则是鱼死网破式的自杀。还有一种,叫做“悲观自杀”,有一种“漫长而又相当平和的积累过程”。

  学者景军在分析中国农村女性自杀率下降时说,主要原因是这些女性的“迁移”——通过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这些女性远离了既往的从属地位,远离了既往的人际冲突,也远离了自杀的工具农药。在另外一些学者的论述里,这些远离,也带来了不同代际在家庭中经济地位的变化。

  而杨改兰,却从未远离这些。她连买羊的钱,都需要找奶奶借。

  农村

  这些年来,我们总能在微信上看到关于农村的“爆款”文章。每年过年,“返乡体”的文章都会火一阵,前有博士的调查手记,后有今年那篇添油加醋带虚构的“组团约炮”;几个月前,直播网站上的农村人,“残酷物语”式地自虐,也引起热议。

  我们很多人已经远离农村,在一次次的点击、转发、评论中展示着关怀、同情或是格调。但甘肃的惨案,其实有很多留给我们的真问题。

  前面的论述中已经有这样的问题。比如,相较于农村的留守儿童、老人,对农村人口心理的关怀是否足够?在低保等事关农村人口直接生计的工作中,在精准扶贫的任务下,是否有基层干部存在一定程度的短期行为(比如定指标硬性取消低保、划硬杠杠等)?除了给钱,教育是否能跟得上?

  更深刻的话题在于,其实每一次揭开的盖子,下面露出的或惨烈、或打破田园牧歌式梦想的情景,都在提醒着我们,中国的农村基层治理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现实。

  市场经济的大潮,解放了生产力,也让农村不断被“现代性”所侵蚀。以前,基层是一个社会共同体,有公心,虽然收十块钱的农业税,但是修路、修渠这些事,就成了大家共同获得生产资料、换取生活资源的途径;现在的状况,则是农村的“原子化”,很难形成“公心”。在一些地方,像低保这样的事情,甚至成为衡量一个人有没有“本事”、“关系”的标准,能吃上低保,说明“政府都买你面子”。

  基层的组织,除去政治权力之外,其实本来应该担当公益、惩恶扬善等功用,成为衡量争议的标准。但是事权、财权、治权的分离和不对等,则抑制或阻碍了这些功能的发挥。

  说到底,生活本身就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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