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6日，中秋次日，全国大多数人还在回味昨日与家人的团聚，娱乐界的“一颗星星”却不幸陨落了......当晚18时左右，艺人乔任梁被发现猝死于上海某住宅内，随后上海公安部门微博发出一份乔某某的死亡通知，法医初步鉴定，排出他杀可能。不到半小时，“乔任梁死亡”搜索词条登上热搜首榜，刷爆微博，顿时盖过了中秋话题。在这种关注潮的推助下，媒体死因报道各异，由最初SM过度致死，引起网友唏嘘，到后来爆料乔曾遭封杀，又引发观众热议，最终由经纪人微博证实乔任梁死于抑郁症。这一转折性的变化，让网友和公众对媒体和娱记职责产生怀疑，媒体报道不应当以事实为重吗？娱记为了报道符合大众兴趣的内容，就可以忽视新闻的真实性吗？
娱记追热点非卖点在我国，记者按其工作性质、内容和地区可分为文字记者、政治记者、广播记者、军事记者、本地记者等十余种，而娱乐记者报道内容主要是文化娱乐事件，所以得名，即我们所说的“娱记”。娱记通常会在明星艺人出席的演唱会、电影节等公众场合出现，以面对面采访获取娱乐新闻的话题，并报道在各自的媒体单位。
对娱记的认知，大多数人会有一个港式的看法——“狗仔队”，望文生义，这不是一个褒义词，甚至掺杂着不喜和厌恶的情绪。“狗仔队”源于意大利文“Paparazzi”，本意是“追踪摄影者”，后香港开创了“狗仔队”一说，指专门跟拍明星艺人的记者或线人，有一定的讽刺。
那么，娱记是否就是所谓的“狗仔队”呢？其实不然。作为我国的新闻工作者，社会主义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正能量的传播者。而娱乐记者主要报道明星艺人的动态新闻，如其唱片发行、影视开播、广告代言等活动，同时也兼顾一些明星的绯闻、丑闻等，更肩负着追踪文化产业走向的重任；而狗仔队在明星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其私人信息和事件进行曝光，获取卖点。
“狗仔队”获取新闻热点渠道的偏颇让其定义偏离正道，那我国娱乐记者获取新闻话题的渠道除了与明星正面访谈，是否还有其他路径呢？大多数记者会有相当广泛的人脉，线下活动是他们以往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美国Burson-Marsteller公司所做的一项研究调查表明，超过三分之一的记者表示因特网是他们进行采访时所想到的首要渠道，仅不到四分之一的记者会首先求助于公司的档案室或图书馆，当然这份研究结果可能对于大数据时代来说，有些古老，但隐约能发现网络是新闻报道的关键。
无独有偶，2014年全球最大的公共关系咨询公司万博宣伟调查发现，超过68%的记者选择数字网媒获取信息。尽管线下活动是记者的职业之选，很多记者也通过微信微博拓展着自己的人脉圈子，由此可见，社交媒体已是记者搜索和挖掘选题信息的关键。在记者职业道德的原则上，面对面采访求真求实，这是无可厚非的，而社交媒体在一定意义上也只是为还原事件真相服务的工具。
如今娱乐记者更是寄存于社交媒体的重要职业，在大数据飞快运转的机器中，某个新闻热点不再成为独家，一旦风吹草动，各大媒体报道便会接踵而。如此次的乔任梁死因事件中，SM字眼一出世，不论媒体还是观众都打了鸡血般，近乎狂热展开各式猜测和所谓的曝光，让网友误以为这是乔任梁死因的正解。意想不到的是，事件后半程经历了从SM到抑郁症的反转性突变，当被粉丝和乔的家人、经纪人追责时，媒体就开始了一场传球赛，皆称借鉴他方信息。不得不让人怀疑，娱记作为新闻报道和事实的连接人，难道没有求证事件的过程吗？只是一味的获取卖点，赶在第一时间发布，以“注意力经济”发展为中心，从而获得视听率、点击率最大化吗？
如是这般，那娱乐新闻就真的成为了愚乐新闻，脱离了新闻人传播文化的初衷，不过是哗众取宠噱头的暖床罢了。
娱乐新闻拒绝“泛娱乐”娱乐新闻是新闻中一种特殊的分类，供大众某些娱乐化的消费需求所产生，重故事性和情节性。同时也处于一个中间地带，往往介于善恶美丑、高尚低俗之间，虽然事件真实存在，因沾染了庸俗市侩的气息，被部分人认为“难登大雅之堂”。娱乐新闻注重速度，大数据运转的瞬间，一个娱乐点就会被曝光现身大众视界，但也因此，娱记往往在事发之初难以辨别真伪，成为炒作的助手。如2006年印小天和曹颖的“亲密照”事件，因当事人未在第一时间澄清，娱记单凭匿名照片就曝光所谓的恋情。而后至2007年印小天才承认是为了配合剧组炒作，才没有否认当年的绯闻，随后以曹颖经纪人“大骂剧组无耻”完美结尾此次炒作。不得不说，娱乐新闻的推动让此次炒作很是成功，却让观众一头雾水。
如今的娱乐新闻不仅仅是娱乐圈的明星新闻，只要是被媒体炒作起来的都成了娱乐新闻，甚至于一些体育界的运动员一经报道就成为了娱乐明星，如里约奥运会走红的张继科、傅园慧等，尽管这可能不是他们的本意......近年的炒作愈演愈烈，以至于“娱乐”在目前的中国文化里似乎成为了一个贬义词，但是娱乐新闻不应是这般，它是本着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文化性事业。因此，娱记就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形形色色的“泛娱乐”化潮流中恪守职业道德，尤其避免个人炒作，类似于“炒作大王”宋祖德事件，就违背了身为娱记的职业道德和社会价值规范。
作为传媒人，娱记应当坚持“新闻的生命是真实”，而不是哗众取宠争头条。媒体报道的真伪性都难以确保的话，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不仅会影响观众信任度，还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前两年微信和QQ等社交媒体上都出现的“孙悟空已逝”头条，引国人痛哀。而“师徒四人”中的“猪八戒”饰演者马德华，闻讯后痛哭流涕，积郁成疾……谁料，最后六小龄童本人出现，在科教频道做了专访节目辟谣，证明自己仍在世。这就尴尬了，人家明明还活着，媒体却说他死了。
往年也有类似于明星被迫死的报道，如娱记报道罗文已死时，其实罗文仍在被抢救中，八小时后才被宣告死亡。这一滑稽的死亡时间提前的报道，暴露出当事记者不负责任，完全违背了新闻的原则。而这次的“孙悟空”被迫死，根本是莫须有的乌龙事件，不论是个人炒作还是媒体炒作，娱记都难辞其咎，不经证实就贸然报道，让娱记地位尴尬。
娱记在挖掘新闻热点涉及明星艺人如恋情、出轨、吸毒等敏感话题时，如何权衡职业精神和社会道德？《论语 泰伯》中说：“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如此说来，娱记要“身在其位，必谋其职”，为新闻真相而刨根问底？偷偷地跟踪拍摄明星出行地点、同行人物以及具体活动，然后再爆料某明星和某某牵手逛街、kiss或是入住某酒店，再想象一些可能根本不存在的“真相”，然后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吗？培根说：“人的行为总则是，维护自己的尊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娱记作为传播社会信息重要人员，应恪守本分，在社会道德的基础上，怀揣职业精神，具备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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