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为了防止有人冒领补助，需要已经退休的老人证明自己还健在。家住南京六合的丁大爷已经84岁了，虽然行动不太方便，但还是来到了辖区派出所，请派出所开具一份证明他还活着的证明。按照公安部的规定，派出所已经不再开这类证明了。最终，派出所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为老人开具了证明，证明他的户籍仍在派出所辖区，并未注销。
又见需要证明自己健在的“奇葩证明”。尽管公安部门已明确要求，对此类证明一律不再开具，但考虑到老人的实际情况，涉事派出所还是作了“人性化”处理，这一做法值得肯定。可这类让办事民众与公安机关两头犯难的证明难题，终究不能只靠公安机关的“通融”来解决。
客观而言，相关单位在补助发放上，要核实领取者的真实身份或是否仍健在，这并非无理要求，但所谓的核实，就是要求领取者必须自证，要从相关机构那里获得“权威鉴定”，这显然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在当前的信息社会，其实有太多的办法可以核实一个人的真实身份，而并不一定要本人到场或是必须到公安机关那开证明。比如，新闻中就提到，可要求办事者提供一张与当天报纸的合照，抑或是进行即时的视频也有同样的证明效力。
然而在现实中，即便是公安机关明确了不再开具相应的“奇葩证明”，仍有不少部门和办事机构提出种种要求，而非采取灵活办法，其实再次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很多时候，办事机构要求开具各类证明，不过是为了弱化机构自身应尽的审核义务与责任承担。个中逻辑并不难理解——反正有权威机构背书了，即使出现错误，也可成功规避自身的责任。
因而，在上述背景下，要彻底消除“奇葩证明”所存在的土壤，除了通常意义上所说的从技术角度突破各种信息壁垒，实现“让信息多跑，让人少跑”，或还需要打破长期以来所通行的由自己来证明自己的举证逻辑。
有必要看到，这一看似“天经地义”的举证逻辑，其实存在着不少弊端。第一，过于依赖让办事民众自己证明自己，在无形中反而增加了信息造假的可能性，毕竟人都有趋利性，这从并不少见的各种“冒领”现象就可以看出；第二，要求办事民众自己证明自己，那么相应的，也就意味着到底如何才能证明自己，其标准和决定权都掌握在公共部门或机构的一方，如此也就更容易出现推卸责任的“刁难”现象。第三，既然证明的责任完全推给了服务对象，也就自然降低了公共部门对于“信息自由流通”的需要，这对于充分调动相关改革的积极性显然是不利的。因此，面对“奇葩证明”难消的现状，不妨借鉴司法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让公共机构自身来承担起更多核实与证明的责任。
当然，哪些基本的信息应由公民个人提供，哪些应由办事机构来倒查、审核，并非绝对，关键是要让这种证明、审核的责任与义务在公民个人与公共部门之间实现合理的平衡。比如，起码的一点应是，只要公民能够出具包括身份证、户籍资料等在内的常规证件，就不应该再习惯性地要求找公安机关另开证明，即便有所“疑”，也应该由办事机构自己去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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