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一年有余，由于政策效应低于预期，如何鼓励家庭生育二孩，成了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关注的热门话题。
二孩鼓励政策呼之欲出
据财新网的不完全统计，今年两会已有近十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言，用补贴、减税，乃至规范代孕等方式鼓励家庭生育二孩。
全国人大代表中，安徽省立医院院长许戈良、中山纪念中学校长贺优琳、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孙晓梅，及全国政协委员中的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刘大钧、民革中央常委李崴，均建议给生育二孩家庭适当的财政补贴，缓解其经济压力，从而鼓励生育。
此外，全国人大代表、惠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黄细花，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李崴也建议尽快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实现生育自主，以挽回生育低潮的颓势。
这些都属于建言性质。还有消息称，已有相关税收减免政策正在酝酿。
3月7日，在首场全国两会中外记者发布会上，财政部部长肖捷在介绍个税改革方案时提到，为降低个人税负，将考虑适当增加与家庭生计相关的专项开支扣除项目，比如“二孩”家庭的教育等支出。
这是迄今为止最为明确的关于鼓励生育二孩的政策层面的消息。
从目前情况看，其实可能用不了多久，无论是给生育二孩家庭发“奶粉钱”（财政补贴），还是实行税收优惠，都是可以实现的目标。
从“单独二孩”政策落地，就宣告了中国生育政策的转向，而国内生育率的的持续走低，以及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意味着政府将不得不出台各种鼓励措施。
低生育率国家也发“奶粉钱”
生育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其本质意味着生与不生都属于个人自主选择的范畴。但作为非强制性的政策鼓励，在国外也并不少见。
有报道盘点了国外的一些鼓励生育政策，可谓五花八门。
法国很早就出台政策鼓励生育，而且生的多补贴越多，生育一个孩子每月可领177欧元津贴（直到小孩长到3岁）；3年内生了第二胎，孩子6岁前每月津贴达600欧元；如果生第三胎，政府会负责孩子到18岁，每月津贴900欧元（约6500元人民币）。
其他国家如德国、瑞典、俄罗斯、澳大利亚、韩国等等，都有生育鼓励措施。俄罗斯一个州甚至把每年9月12日设为“怀孕日”，这一天已婚夫妇可以放假，专心在家里“造人”。
西班牙对生育孩子的父母每个月补贴300欧元，而当地一个小镇别出心裁地推出一个奖励政策：每生一个宝宝就奖励一头价值300美元的伊比利亚小奶猪。
这些国家推出生育补贴和鼓励措施的背后，都是因为生育率低、人口老龄化，而这也正是眼下中国碰到的问题。
以前是人们想生而有限制，现在却是不想生或不敢生了。所以，最迟等到这波二孩生育需求得到充分释放后，大概就是国内开始给生育二孩家庭发“奶粉钱”之时了。
那时候，将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一方面各地还在给独生子女家庭发放补贴、奖励，另一方面又在给二孩家庭发放“奶粉钱”，实行个税减免。
不过，随着独生子女父母逐渐进入退休年龄，相关政策也将逐渐完成更替。如广州、深圳等地已经出台针对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后的计划生育奖励办法。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才是根本
但是，基于国内的社会状况，光是给发放“奶粉钱”或实行税收优惠，效果也不会理想。
这点“奶粉钱”根本不足以打消人们的担忧。
事实上，许多夫妇并非不想生育二孩，而是实在生不起、不敢生。那些想生而能生的，要么孩子已经呱呱落地，要么已经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之中。再过三两年，有些人想生也有心无力，有些人可能索性就不生（二孩）了。
这种情况也存在着城乡差别。
比如我在乡下的堂兄、堂妹，这两年都陆续生了二孩，堂兄和我同龄，都是70后，结果还不小心生了一对龙凤胎。他的大儿子已经上高中了。堂妹的大儿子也已经上了小学，而小儿子还在哺乳期。其他的堂表兄妹也都在努力。
可在我工作的城市，周围朋友们一说起生二孩，哪怕是80后们，不少人都表示实在生不起也养不起。这当然不完全是经济条件，还有各种无形的压力。
细数起来，小孩生了担心没人带是其一；小孩从幼儿园到上小学、初中，花费金钱、精力太多是其二；担心自己生活质量下降，是其三。
而这些因素背后的主要根源，又在于公共服务资源的不匹配、不均衡。
就说从怀孕到生育吧，就是一件烦心事。如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大多人满为患，想生还得排长队等候。还有不少孕妇是在走廊、过道的临时床位等候生产。
据统计，中国现在每千名儿童仅有0.5个儿科医生，这且不说大量优质妇幼保健资源还都集中于大城市、大医院。
我就亲眼见到，在某大型妇幼医院，有孕妇都快临盆了，前台护士还不紧不慢地观望了下，说是“口子”开得还不够大，让先回家等着。这种折腾，估计遭受过一回的人不会愿意再来一回。
再说小孩上幼儿园、小学。大家也都知道了，如今在城市里要给孩子报名上幼儿园、小学是一件大事。
有的地方，老人连夜搬凳子排队，等幼儿园发号子。上公办小学，对不起，先把房子买了。公办小学费事，民办小学也是门庭若市。特别是好的民办小学，招三四十名学生，很可能会有一两千人涌过来报名。
而没钱买学区房又挤不上民办小学的外来务工人员，有些只好把小孩送回老家。留守儿童可不就是这么来的嘛。
至于上学后的费用，每个家庭不一样，但是担子都不轻。
《人民日报》就有报道，育儿成本占到我国家庭平均收入近50% ，因此调查对象中“七成不愿再要（二孩）”。上个英语培训班，一年下来七八千元，再上个数学班、兴趣班之类的，更没法说了。
却不知，个税改革方案中扣除家庭教育费用，能包括这些开支吗？想必是不可能的，否则财政也吃不消了。
发点“奶粉钱”，对于许多可以生育二孩的家庭来讲，只不过是九牛一毛。真正阻碍这些家庭生育二孩意愿的，还在于整个社会的公共服务水平跟不上。如果一方面鼓励生育二孩，另一方面相关公共资源仍然这么稀缺、不均衡，也只会越发加剧资源分配的矛盾，造成更多的不公平现象。
当一个社会连生育问题都存在着事实上的贫富差距，这就不是简单的鼓励政策和财政补贴所能解决的了。
所以，要打消生育二孩家庭的心结，更为重要的是加大投入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而不光是发“奶粉钱”那么简单。否则，就算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也难以缓解这一矛盾。
这表面是一个政策转向的问题，其实却是涉及社会整体运作机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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