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相隔千里、素不相识，山西太原的马艳飞和湖北武汉的郑禹，却种下同样的种子、获得同样的果实：现在，这两名大学生都因涉嫌巨额诈骗失去人身自由。
他们一度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马艳飞是山西工商学院的明星学生、创业能手，享受专车和专职司机，动辄做“六位数”的生意。郑禹在他所在的武汉传媒学院（原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以出手阔绰著称。
他们的财富来源，几乎一模一样。
太原市龙城刑警队侦办马艳飞案的民警许宁介绍，2015年3月至次年1月，马艳飞以刷业绩、代购等理由，诱骗大学生在分期贷款网站为其购买手机，称由其还清贷款并付给好处费，在全省各大院校进行诈骗，案件共涉及593名学生、948部手机。以立案时尚未还清的本金计算，涉案金额达453.4万余元。手机被低价出售套现，而还款的承诺则大都落空。
几乎在同一时间，2015年4月至9月间，郑禹以相同的方式在武汉传媒学院、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等5所院校实施诈骗。
2016年7月，郑禹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判决中涉及受害者29人共34部手机，涉案金额22万余元。
一些受害者相信，他的犯罪事实未能得到彻查。受害者提供的一份登记表显示，此案可能涉及两百多人。
这一数字暂时无法核实。据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实际涉案人数确实远超29人。
这两个年轻人“掘金”的步伐，跟上了网络贷款平台在校园里扩张的节奏。过去3年里，互联网金融在中国成为热点。市场规模不断膨胀，利用网贷平台诈骗的案件也开始出现。
2016年3月，河南大学生郑德幸利用同学的身份信息，在网贷平台上套取60余万元参与赌博，输光后跳楼自杀。同年9月，长春破获的一起诈取大学生身份信息、利用网贷平台套现的案件，上百名大学生被发展为“黑中介”，涉案人员遍及12个省份。近3年来，类似案件不胜枚举。
犯罪者付出了自由乃至生命的代价，也为信赖他们的朋友，带来了长久的痛苦。
受害者至今承受着巨额债务和五花八门的催债手段。还有更多懵懂无知的年轻人仍在跳入这片没有规则、只有欲望与欺骗的黑暗丛林。
链条
马艳飞用不到一年时间就搭建了财富体系。“马艳飞是分期公司刷单的老板”，传言往往需经三至四层介绍人之口，才能到达最底层的受害者耳中。
山西工商学院大四学生赵云龙（化名）距离金字塔顶已相当近，和马艳飞间只隔一人。
2015年4月，他的舍友聂某在寝室里说，认识了一位有钱人，叫马艳飞，做着很多项生意，可以带大家赚钱。
赚钱的一种方式，是用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号码等信息，在分期消费平台上购买手机。手机交给马艳飞，他会偿还全部贷款，并给予一定的好处费。
聂某以兄弟情面哀求舍友，并一再希望介绍更多人一起“赚钱”。大部分舍友接受了，赵云龙一口气在8家平台为马艳飞分期购买了苹果手机。
骗局起步非常完美。舍友中有的介绍本校同学，有的寻找太原其他高校的朋友，还有人通过老乡延伸到山西运城、忻州的高校。跨城市的骗局从这间宿舍蔓延开来。
与此同时，900多公里以外的武汉，“人人分期”的校园代理郑禹，也忙着搭建依附于分期平台的“创业”团队。
他的商业模式是，从“人人分期”平台上，利用学生身份分期购买苹果手机，转卖给手机店，供社会上的消费者分期购买。
韩晓（化名）是武汉传媒学院学生，也是郑禹团队中最核心的成员。据她介绍，团队的核心成员有10人。
郑禹邀请她加入时，将利润来源说得清清楚楚：学生分期购买手机的月息约为50元至70元，但是“社会上的人”分期购买同样的手机，每月要交178元。他们赚的正是这100多元的差价。
钱让这两个年轻人的计划滚雪球式壮大。
赵云龙承认，办一部手机，马艳飞给他600元好处费，他把其中300元分给两位下线，每位下线再抽出点钱，分给最底层的学生。许宁警官说，大部分学生都受此利诱。
类似手法在校园分期网贷诈骗中屡见不鲜。长春那起涉及12个省份的重大诈骗案中，学生每获取朋友的身份信息完成一单贷款，就能拿到500～1000元的奖励，特别“优秀”的介绍人甚至得到轿车。
“这就像是传销模式进了大学！”许宁直言。
和传销相似，校园分期诈骗极度看重“人头”。马艳飞案中的绝大多数介绍人，都是从最底层被发展起来，再以此为核心，开展新一轮几何扩张。
郑禹案的一名受害者记得，韩晓那时见到朋友就会提到这事。有的学生一再推脱，甚至刻意躲着韩晓。但是到最后，他们抵不住“人情绑架”。
信任和友情展现了力量。武汉铁路职院的一名学生还记得，加入之前心慌得不行。可看到小小的签单场地挤满了熟人，怀疑立刻就消失了。
很多底层学生一分钱好处都没拿到。他们免费帮拉人头，出于朋友间的“仗义”。
包装自己也是增强信任的重要一环。比马艳飞低了两个年级的夏英凯（化名）对马的印象很好，“每天早出晚归，黑黑瘦瘦的，看着就老实”。
夏英凯曾听学校创业孵化园区的指导老师对马艳飞说，“好好干，将来我们多推荐些学生去你公司实习”。
马艳飞还曾派“专职司机”将夏英凯载到所谓的公司考察。司机不停夸赞“马老板年轻有为”，“还给我交五险一金”。
“公司”开在一间公寓里，坐着七八名员工，一人一台电脑。营业执照显示，马艳飞名下的山西正鑫坤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7月30日，注册资本300万元，经营范围从电子产品到日用百货、洗涤用品共16种。
执照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打消学生的疑虑。
许宁说，目前的侦查结果显示，马艳飞手下所有介绍人都被其蒙蔽了。
发财梦破灭时，赵云龙名下有两万多元分期欠款，还帮下线垫了7000多元。窟窿是他之后一年打工才填上的。
推手
许多受害学生怀疑，网贷平台的部分员工可能参与诈骗，或知情不报。
2015年6月，夏英凯在“分期乐”“爱学贷”（现更名为“爱又米”）“人人分期”三家平台以自己的身份，为马艳飞购买手机。
他说，除了确认学生身份信息、购买商品种类以及家庭电话外，签合同不需要太多审核。唯一跟财务挂钩的生活费选项，“填每月1万（元）也没人查”。
“分期乐”公关部人士辩称，学生们收取了马艳飞的好处费，很可能在“是否自愿购买”等关键问题上欺瞒签单人员。这和警方得到的马艳飞口供吻合，“会提前告诉学生怎么应付”。
夏英凯说，为马艳飞购买手机后，自己被其发展成“爱学贷”的签单员。他发现，在分期平台的“大区经理”“校园经理”“校园代理”“签单员”这一业务体系里，马艳飞也比自己资历更老。
许宁证实，马艳飞曾担任“人人分期”的校园代理。“人人分期”可以和线下实体手机店合作，马艳飞便利用身份，和彼时认识的某手机店老板合伙套现，省去了倒卖手机的步骤。这也使得“人人分期”成为马艳飞诈骗案中受害大学生人数最多的平台。
“爱学贷”官方工作人员也确证，马艳飞曾被该公司聘为“爱创人”，即校园代理级别。
夏英凯感觉，和每签一单只能拿到72元钱的自己相比，马艳飞地位超然。令他印象深刻的是，马艳飞和“爱学贷”太原地区的某城市经理关系熟稔，经常在朋友圈发布和后者的合影或聊天截图，还屡次在同学面前与其通话，讨论“今天能出几单”。
和夏英凯同时成为签单员的另一位同学坚信，马艳飞真有门路。正常情况下，签单员每天能做一两单苹果手机就“很夸张”，可马艳飞往往把十几个同学叫到一间教室，集体签合同。“一个签单员在短时间内做十几台苹果手机，绝对异常。”
事后，马艳飞不止一次地在他们面前炫耀：“你们只管签单，风控我都让经理压着了。”
在受害学生们看来，这种环境大大推进了诈骗活动的进展，更让他们增强了“自信”。
“爱学贷”公司给出了几乎截然不同的说法。其工作人员表示，学生们反映的该城市经理不但没有问题，还在案发后积极协助警察调查，为公司善后。目前因业绩优秀，已升职为省区经理。
“爱学贷”回应称，该经理的确曾招募马艳飞作为校园代理。但于2015年2月就发现其行为不端，及时开除。至于当时的校园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被马艳飞利用，但基本是马艳飞利用个人人脉，与部分校园代理和签单员达成的交易，“平台也是此事的受害者”。
“马艳飞案，校园贷平台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教授范立夫认为，校园贷款平台有信息披露义务，除向学生提示潜在风险，还必须对借款学生的资格条件、还款能力、借款用途、在其他机构的贷款信息、第二还款人或担保人还款能力等信息进行严格审查。
武汉的情况如出一辙。在短期集中销售大量手机后，为了应对“人人分期”公司可能的电话调查，一名白姓工作人员也曾教韩晓一定要回答“买手机是为了自己使用”。韩晓与夏英凯一样，没经历过什么“严格审核”。
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徐敏证实了郑禹系“人人分期”校园代理的身份。起初，郑禹还使用“优分期”和“人人分期”两个平台套货。但韩晓介绍，由于“优分期审核比较麻烦”，他们转而全部使用能快速完成审核、下单的“人人分期”。“整个下单过程不超过10分钟。”
在其他地区，利用漏洞的大有人在。据报道，2015年10月起不到5个月时间，内蒙古女孩张一丹就利用类似的手段，在内蒙、辽宁两省诈骗1200余名学生上千万元。她在审讯中表示，快速扩张的首要诀窍，就是“挖掘各大分期平台的授信经理做自己的中介”。
2016年4月13日，教育部办公厅、银监会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校园不良网络借贷风险防范和教育引导工作的通知》。其中强调，要对“借款人资格审查失职失当等行为加强监管和风险提示”。
上海、重庆、深圳、广州等多地监管部门随后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校园网贷市场，并列出多项负面清单。
同年8月，银监会对校园网贷整治再次提出五字方针“停、移、整、教、引”，其中“停”针对暴利催收等违法违规行为，“移”指违法违规行为要移交相应部门，“整”是对校园“网贷”业务进行整改，“教”和“引”则涉及大学生教育。
“趣分期”官方表示，从2016年开始，已不再经营大学生市场。短短数月，活跃在校园内的线下地推团队大量消失。
坍塌
在此之前，马艳飞和郑禹还是过上了一段“好日子”。
许宁透露，除了少部分用于消费，马艳飞的大部分资金，都放进了股票市场和民间借贷领域。2015年股市暴跌，才导致他骗局的资金链“意外”断裂。
和苦心经营着整个体系的马艳飞相比，郑禹明明有着更靠谱的“商业模式”，却把自己弄成了整个链条上最不稳定的因子。
他抽的烟从三四十元一包的利群变成了百元的“1916黄鹤楼”，“成袋成袋地买”，代步工具也从摩托车变成了改装后价值几十万元的丰田锐志。
铂金链子，最新款的手机，价值数千元的手表，让郑禹的好朋友最印象深刻的是，“别人分烟论根，他一盒一盒分”。百元一包的黄鹤楼，常常被郑禹随手扔进朋友的怀里。
“那一阵子，他和他身边的一些人都不把钱当成钱了。”郑禹团队的一名成员说。
没有人知道，郑禹的底气来自于低价变卖手机。也没人能说清，他是何时放弃了正经的“创业”，选择了一条险径。
事后调查发现，郑禹以单价5000多元、低于市场价的价位卖出了未开封的苹果手机，但这部手机的“成本”高达七八千元。根据还款期数的不同，“人人分期”会从中收取累计几百至上千元不等的服务费。这意味着做得越多，欠得越多。
多位与郑禹认识的受害者说，郑禹对朋友“非常大方”。有人反映，郑禹送过改装摩托车给朋友。当事情败露后，找上了郑禹家门的受害者惊讶地发现，他家的房子老而破败，他与他们想象中的“阔少”形象相去甚远。
2015年暑假来临时，郑禹已经无力偿还新一期款项了。在韩晓等人的追问下，他终于承认，自己将手机一次性低价卖了。听到这话的韩晓，眼泪“唰”地流了下来。
武汉的骗局已然破产，太原马艳飞案的端倪才刚出现。
2015年10月，很多学生开始发现，一向还款很及时的马艳飞出现了超期滞纳金。
11月，情况更加严重。马艳飞找到赵云龙等人，称自己“资金链紧张”，希望大家能借他点钱，或者帮他给下线先垫上。
虽然马艳飞还是一脸轻松，可赵云龙当场就蒙了。
付款不再及时给金字塔带来了结构性的崩塌。恐慌、愤怒、猜疑从下而上传输，压力汇集到了金字塔的上层。
一名级别比赵云龙还要高的介绍人在社交平台上记录了当时的绝望：“假如有一天我出事了，记住，我是被逼死的。”
夏英凯成了最后一批知晓情况的人。12月的最后几天，他身上已经不剩1分钱，还背上了好几张借条，所有钱都被拿来垫付下线同学们的分期款了。
他唯一能做的，是每天给消失得无影无踪的马艳飞打100多个电话，跑遍整个太原找寻他的踪影，天黑了蹲在马路牙子上大哭一场，想想“怎么和父母断绝关系，不让他们背上债务”。
12月31日，马艳飞的行踪被发现。人们将他堵在了公司。在这里，他最后一次发挥了“职业素养”。追债者揪着他的衣领，他也笑眯眯的，示意大家不要着急。人们蜂拥而上，让他写借条、立字据。他统统答应。
韩晓等人也是在武汉市的一家公司里找到了郑禹。“他那时像受了惊的小老鼠，在发抖。”至此，马艳飞与郑禹的命运走到了同一方向，均被警方拘留。
金字塔坍塌了。留下一地的债务。
韩晓曾经最亲密的朋友已与她反目。夏英凯也受到昔日好友的威胁。有人旁敲侧击，说本校的另外一名介绍人已经被下线们打断了三根肋骨。
今年开春，一位断交许久的朋友在微信里发来信息，让夏英凯还钱，说“当初是被你强迫买的”。
夏英凯急了，对方还说有证据。质问有什么证据，对面又嘲讽，“心里有鬼吧，急什么急？”
“你是不是把我逼死就好了？！”
对面回了一句：“对啊，人死债销。你死了这事儿就结了，真便宜你。”
过了半分钟，对方把这句话撤回了。
狼藉
无论在太原还是武汉，很多受害学生都觉得，“没人管我们了”。
赵云龙一度想等案子判决，再考虑赔偿的事。可“趣分期”当时每天50元的滞纳金让他怕了。
金融搜索平台融360发布的《2016年上半年大学生消费分期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4月，78%的大学生分期购物平台分期费率含混不清，48%的逾期费率模糊。在明确逾期费率的平台中，58%的滞纳金达日息1%。
“高额的滞纳金根本不合理。”范立夫教授直言，校园贷平台违规收取滞纳金、手续费，使学生面对数额巨大的欠款。此时，单纯对征信的考量可能已无法激起学生的还款欲望，为了规避自身风险，校园贷平台就可能祭出违规甚至暴力催收的手段。
2016年春夏两季，在山西工商学院，打着“趣分期”旗号的催债人员拿着学生照片堵在宿舍楼的门口，和过往同学一一确认，“你认不认识照片里的人？”
“趣分期”对此表示，这并非该公司工作人员。接到用户投诉被骗电话，该公司会让用户提供立案证明，一经核实，会第一时间将用户添加至白名单，停止一切催收。
夏英凯收到过发件人为“北京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通告函”，称因“涉嫌诈骗分期乐公司贷款”，要求他于2017年3月9日前往“北京市人民法院”（北京并无此法院——记者注）出庭，如不到场，将“当庭宣判三至五年有期徒刑”，并列入“全国A级通缉令”。
“分期乐”公司对记者强调，不会向用户发出不合乎法律规范的律师函。
4月10日晚间，“分期乐”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通报，即日起，将暂停对马艳飞案所有涉案大学生的一切催收手段。随着案件进展，不排除对这部分受害学生进行逾期费减免。
“爱学贷”也表示，马艳飞案的涉案学生，只要主动申请、说明情况，公司将采取费率减免，只收本金的还款方式。“爱学贷”工作人员持有的态度是，在本案中，受骗大学生缺乏法律意识、保护意识，“爱学贷”的平台、人脉也确实被犯罪分子利用。作为正规公司，“爱学贷”愿与学生在互相理解的情形下解决问题。
截至发稿，太原马艳飞案和武汉郑禹案牵涉人数最多的“人人分期”表示：“我们拒绝接受此类采访。”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魏艳丽长期处理此类案件。她感到，迄今唯一专门规范网贷的由银监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网信办制定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距离真正落地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由她代理的相关案件，在向银监会、金融管理局投诉时会没有回应，去公安机关报案时，公安机关判定这属于民事纠纷，不予立案。拿不到公安机关的不予立案通知书，又无法在检察院立案。
在武汉，原价6788元的手机滚动成了3万多元的债务，催款电话也让很多受害学生感到不安。他们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不是法院判决书上那29位受害者中的一员。
派出所曾以“做笔录做晚了”等各种原因解释他们的疑问，但很多受害者表示，自己多次到派出所要求做笔录，常常一等就是一下午。即便做了笔录，名单上也没有自己的名字。
太原的许宁警官亲身感受了此类案件的繁杂。为了查清马艳飞案，他所在的龙城刑警队先后两次向市检察院和省高检申请延长侦查。在160多天的时间里，仅马艳飞，许宁就审讯了30多次。最终，纸质和电子版案卷合计200多册，往检察院运送需要3辆车。复杂的案情也使得马艳飞案至今未能开庭。
今年3月30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宣布成立网络借贷专业委员会。该委员会将制定网络借贷自律管理规则、经营细则和行业标准，开展自律管理及检查，维护市场秩序等多项工作。
范立夫担忧地表示，校园贷领域已陷入两难境地。一些平台退出，另一方面，不合规的平台仍然存在，乱象依旧频发，行业被“妖魔化”。
他认为，校园贷作为普惠金融的一部分，能满足即期支付能力不足学生的消费需求。如果平台能够按照监管政策合规经营，那么校园贷并非完全是负面的。
一位互联网金融从业者认为，此类事件通常是：学生里的品行恶劣者来骗贷，而许多学生贪图小利，信用意识淡薄，被同学诱骗贷款。在处理中，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以同情代替道理，由企业买单，那信用社会、契约精神无从谈起。校园需求宜疏不宜堵，如果正规企业不再为需要帮助的年轻人服务，那这部分空白将被高利贷和逃脱监管者所占领，劣币驱逐良币。
现在，诸如“武汉大学生贷款分期”的小广告还在郑禹的母校俯拾即是。它们声称“是学生来就放款”，“不看征信，不打父母电话”，“推荐一名大学生，可获500～5000元奖励，能者多劳”。
电线杆、垃圾桶和马路边依旧充斥着贷款小广告。在这些花花绿绿的纸片背后，网贷的丛林中依旧上演着狩猎的剧情。
武汉的一名放款人得意地在微信朋友圈晒出大量与大学生的转账截图，也警告式地发出几张催债图片。图片说明是：“按时还钱啥事没有，不讲诚信的，我让你连年都过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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