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2日下午，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溪岸博士讲坛”系列讲座第12讲，也是本学期首讲，我们有幸邀请到北京城市学院美育教育中心的陈玉博士莅临瑶湖西岸开讲。陈玉博士本硕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专业，之后又从北京大学获得哲学美学博士学位，学术背景横跨艺术实践与理论两个方面。陈玉博士既是一个艺术家，也是从事理论研究的青年学者，还是一线的教学者，这三种跨学科的身份，让他对艺术的理解更为透彻。他的理论研究试图在实践与理论两者之间做出融通性阐释，本次讲座即是他在这方面的一种尝试。本讲座由美术学院史论系教师周敏博士主持，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展开。
本次讲座共分为五个部分：
一、“气”与“物”之别
二、魏晋南北朝佛教造像中的“气”
三、重“物”叙事的学院艺术
四、“气”与“物”的交互与融合
一、“气”与“物”之别
中西方造型艺术在审美上的差异一直存在。近代以来，中国的学院造型艺术向西方学习，取得了显著的实践成果，在造型艺术实践方面呈现新面貌，取得新发展。然而从雕塑方面来看，对于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理论研究远不及中国的书法和传统绘画的研究深度，对于中西方造型艺术的审美差异也多是直观比较，艺术实践中东西之别的研究仍有待深入。
雕塑是造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西方的艺术发展史中占据重要位置。就审美风格而言，东西方造型艺术之间的差异明显，这种差异自古以来就存在。秦汉以降，中国的雕塑艺术与西方的走向了平行发展且各自不同的道路，二者之间的差异性皆源于各自哲学背景、
文化体系的不同。中国哲学重感性，倾向于艺术与审美；西方哲学重理性，倾向于科学与分析。从霍去病墓《野人搏罴》与古希腊《拉奥孔》的造型比较中，可以看出中国哲学注重审美体验，而西方哲学重于科学分析，二者的差异性直观地渗透于各自的造型艺术实践中。
西方造型艺术有尚“物”的传统，自古希腊以来一脉相承，并形成一套科学认识与训练的体系，这种体系创造了西方灿烂的造型艺术世界。自从毕达哥拉斯学派强调万物的本质是数，以及最美图形是球形与圆形以来，西方的造型艺术一直没有越出数学与几何的认识论框架。造型艺术史也是在对“物”的科学认识原则下发展变化，诸如雕塑、绘画便是在此原则下的具体实践。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表明，哲人在寻找世界意义的同时，总是在与事物打交道。这也就是说，人们从没有离开过事物，也从不能离开事物。
从造型艺术史的维度来看，古希腊时期的雕塑是造型艺术的高峰；同样，在古代中国，秦汉时期是中国雕塑艺术发展成熟的重要阶段，秦始皇兵马俑与霍去病墓石刻群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如果将霍墓石刻与希腊雕塑作横向并置比较，二者之间的差异自显。霍去病墓石刻呈现的是中国艺术精神中“人我不分”的体验性艺术观，而希腊雕塑展示的是“人我分殊”的理性认识，二者的造型观念各属不同的哲学体系，从中可见中西方造型艺术在认知径路及实践观念之间的迥异。
若深入走进汉代的造型艺术，则必须从汉代及先秦的哲学观念中汲取思想营养。经历暴秦之后的西汉政权更加注重汉政权的合法性。汉武帝时期的审美观经汉初近百年的黄老之学的浸染培育，已经与秦朝时期的造型艺术发生了极大的转向。霍去病墓石刻艺术即是这种转向的杰作，它们所呈现的独特艺术性，正是汉代哲学中天地一体、大化同流、大制不割观念的具体落实，是西汉人看待世界的视角与眼光。
霍墓石刻艺术风格的形成，离不开中国哲学的思想资源，道家的“体道”思想对中国艺术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庄子的哲学观是我们理解中国艺术精神的一把钥匙。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所谓人的精神世界，是以人的感性为基础构建起主体对于世界的认识，如果没有感性作为介质，人与世界的关联性就被切断了，人也就无法建立对于自身的认识。在科学与理性日益繁盛的时代里，人越来越被边缘化，欲回归以人为本的精神关照，则需重新审视艺术的重要性。从中西哲学比较的角度而言，学者于民认为，中国思维之重内、重合，而西方思维之重外、重分。新文化运动以来，以科学实证的思维路径审视世界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自觉意识，同时也在无形中为人们欣赏和研究中国古代艺术踮起了障碍。
二、魏晋南北朝佛教造像中的“气”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连年战争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的悲惨景象。与此同时，统治者为了俘获民众而扶持佛教，石窟寺院的建设得到皇家的大力支持，自此佛教艺术大兴。从佛教造像源流来看，彼时佛教从印度东传而来，尤其受到犍陀罗造像风格的影响甚大。但从雕塑的造型实践来考察，北魏时期的佛教造像艺术与印度健陀罗造像艺术有着质的差别。印度健陀罗的造像风格受古罗马雕塑造像的影响，袒露的身躯与垂落的长袍皆强调“物”的再现，强调肉体与布料的质感具有极强的真实性，人体解剖精确，精于透视法则与人物动态的把我运用，真实感强。
北魏时期的造像艺术虽然在形制上受到了健陀罗的影响不小，但是在造像手法与古罗马强调“物”的再现不同，在强调造像“气韵”的原则下，将衣纹进行了线形处理，重在表现“褒衣博带”、“秀骨清相”的飘逸、流畅的审美感受，这一审美取向主要来源于道家思想。
从创作实践主体的审美出发，对雕塑进行思考，是对以西方为主导的美术史叙述方式的补充拓展，以“气”为造型法则使得雕塑更加注重造型的整体感受，流畅灵动的衣纹传达出创作者心灵的节律。其中呈现人与世界生动活泼的关系，并不在意对于再现之“物”的认识，而是通过对所塑之物进行“气”的统合，表现人与世界不可分割、天人合一的审美体验。
三、重“物”叙事的学院艺术
清王朝被推翻后，无数有识之士积极寻求强国之路，包括怀揣理想到西方寻找振兴中国美术的年轻人，其中就有徐悲鸿、林风眠、刘开渠、滕白也、王临乙以及后来的滑田友、曾竹韶等人。在他们的努力下，艺术类专科学校在成立雕塑系开始培养雕塑创作人才，并将他们在海外学得的雕塑方法传授更多人，深刻影响了建国后雕塑艺术，其中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雕塑成果最为突出。
当前中国高等院校造型艺术专业的技能培养仍是沿袭西方古典艺术以塑“物”为导向的训练体系，通过塑造人物肖像、人体在解剖透视在科学层面的训练，使学习者获得专业造型能力，并在“物”之再现的基础上强调雕塑的叙事性。从中西方美学差异的角度来看，国内美术院校的训练体系仍未与中国美学传统深度融合，中国造型美学中的“气”在造型创作实践中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呈现，尽管有很多艺术家在材料与观念上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不可否认，当前的造型艺术实践大多仍是在追求以“物”的再现来达到叙事性的目的。
四、“气”与“物”的交互与融合
绘画要么是“真实存在”的错觉，要么是对自然的不完全模仿，那么为何不直接将现成品当作艺术呢？从“物”的内部哲学矛盾来看，西方的造型艺术正在从“物”的困境中走向了对于“物”的放弃和反叛。
中国艺术的“气”重在人与世界的统合不分，是时空合一宇宙观的直观呈现。西方造型艺术重在“物”的再现，是主客二分、物我分离的科学认识论，其中的分析（analyze）、解剖（anatomy）等研究路径，是将具体物体进行局部考察研究的认识活动，这样的认识活动不关心整体性的生命关联，认识过程中难有诗意的兴起与审美的超越，他只能作为科学地认识对象而被认识。
随着中国自身经济文化实力的发展，东方文化力量正在复苏的现象已是不可忽视的趋势，中国哲学思想中关于艺术的观念被学界所关注，艺术创作实践向自身文化主体的回归，艺术创作的生命力由外来借鉴转向文化主体内省、内化。
中西审美在差异中走向互鉴，“气”与“物”的交互融合由外化走向内化的过程。
回答：现在在这个环境下极容易有立场性，我刚才做的“气”与“物”的审美差异，并不是说“气”与“物”有高低，我尽量说的是存在两种现象，最后是一种融合。我们上课讲美的社会性，我就从social这个词开始，马克思讲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社会这个词首先是social翻译过来的，那么social这个soc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意思，所以，善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叫sociable。那么在美育里面，sociable首先对应的是人的感觉层面。绘画强调视觉，雕塑的创作还包括触觉。那么，什么是触觉？比如一个拥抱，涉及到感官的实在性。所以美学或者说现象学，它们要从自己的感官出发，重新鲜活地构建个人的现实世界。而别人给你说东方好或西方好，那是别人判断好了再给你的。美学的好处在于回到你的感官上，让你重新丰富自己的感觉。艺术创作或艺术鉴赏首先是你有感觉，理念是后面总结出来的。知识很容易产生偏见，美学和美育则是让你首先尊重自己的感觉，尊重自身内在的生命体验。
学生2：从西汉到现在，很多人欣赏不了西汉艺术，您认为要如何从美育上欣赏西汉艺术？
回答：西汉是个典型，中国艺术大部分都是以“气”为主，“气”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体验。以“气”和“物”代称中西方造型艺术中的两种审美风格。现在的书，尤其是翻译过来的书，写西汉的东西不多，但是都会告诉你怎么去看，建立了一套解释学的方法，它是一种语言逻辑。我们中国艺术是一种生命层面的体验，“气”也是生命中的一部分。艺术创作本身具有体验性，读诗是一种体验，读艺术作品也是种体验。我能看到汉代艺术中的美，是因为我有过艺术创作的体验，而很多人没有创作的体验，他需要别人用文本的方式、图像的方式去解释，而文本、图像或美术史的写作主体又不是很关注这个问题。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走出去，去观察大自然的生气，身体践行地去体验。
在讲座的最后环节，主持人代表学院给主讲嘉宾颁发纪念海报。藉由本次讲座，陈玉博士与美院师生进行了细致而深入地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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