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作为历史小说的典型代表，有着历史与文学的双重价值，作者罗贯中以生动形象的语言为读者刻画了丰富的人物形象并重现了东汉末年动荡不安、硝烟弥漫、尔虞我诈的历史场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三国志》等历史记载的平乏简略，为读者带来了一幅雄奇的东汉末年历史画卷。但正如清代章学成所言“三国演义乃七实三虚惑乱观者”。可见虽然反映了三国历史的梗概，并且受到《三国志》等史书的史实限制，对于经过艺术加工的小说而言，《三国演义》中很多人和事还是受到改编，一定程度脱离了现实。
虽说《三国演义》七分实三分虚，但落到具体的人和事上，虚构程度也有不同。有些人物和章节与历史差得不是一星半点。说到人，最为小说作者崇拜并且将其塑造成“多智而近妖”（鲁迅《中国小说略史》）者，就是诸葛亮了，其未出茅庐而知天下，而后指点江山为刘备创建蜀国做出很大贡献，这位小说中智绝之人在历史中虽有着过人才智但却不像书中那样神乎其神，就拿书中最精彩的一战赤壁之战举例。
赤壁之战在小说中从准备阶段到战争打响再到曹操大败一共有八个章节与诸葛亮相关的事件有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草船借箭、借东风等，作者着力描述了诸葛亮料事如神的才智和忠心不二的品行同时又主要刻画了忠厚老实的鲁肃，文韬武略却心胸狭窄的周瑜，此三者以鲜明的个性，复杂的心理活动，以及话里有话的对话为大家带来了生动而曲折的故事令人读后大呼精彩，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很多情节是经不住推敲的，孔明的作用，被作者过分夸大。
先说舌战群儒，这是诸葛亮初到东吴立下的“战绩”，小说中精确叙述了以张昭为首的主和派与孔明辩论的整个过程。主和派从不同的角度陈述开战弊端或间接讽刺刘备诸葛亮的不可靠，这些刻薄犀利的反问都能被孔明化解，比如在反驳张昭对其根据地被曹操夺走时尽量不说是由于刘备的势力弱小而着重说其仁义不愿与同宗对战，避其之短反而赞其真情，在被讽刺不如管仲乐毅有作为时又举韩信垓下良谋的例子回击并反讽张昭怯懦无用等。孔明观点明确，调理清晰，有理有据，且往往切中要害，让东吴主和派哑口无言，为刘备孙权的合作打下了基础，然而，史书上却并未记载这件事，根据《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说诸葛亮到了东吴后就得到了孙权的接见，针对孙权的摇摆不定，诸葛亮采用智激之法坚定孙权信心，并为孙权分析了曹操的力量，认为曹操现在是“强弩之末，誓不能穿鲁缟”（《三国志·诸葛亮传》），刘孙若能联合是有与其相抗衡的能力的。这段对话也出现在了小说中，可是是在舌战群儒之后，而是否有这个“战”，并不清楚，在历史中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但有多少人反驳诸葛亮，都是谁，说了什么，可能与小说所写相差很大了。不过不管有没有这回事孔明的联吴抗曹的外交贡献都是不可忽略的。
而对于草船借箭，借东风这些事件，就是无稽之谈了，先说草船借箭一事，由于周瑜嫉妒诸葛亮才智想借机杀他，于是逼其立军令状，孔明要在三天内借十万支箭，在第三天晚上起大雾时孔明命令二十只插满草人的船向曹营前进，曹操误以为敌人进军又恐有埋伏所以只命人在寨上放箭而箭都扎到了草人身上，等到太阳升起大雾散去时，孔明命人收船急回，最后圆满完成了任务（见第四十六回）。作者在本章描写中将孔明的智写得超乎常人，书中孔明说“亮于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雾，因此敢任三日之限”，这说明孔明在天气测算方面已相当有信心，否则若第三日之时大雾未降他将自身难保，而如今的天气预报都无法达到百分百精准何况在古代，他怎能保证，再说就算雾下了，到了曹营，曹操要是按箭不动怎么办？箭最后借不够又怎么办？诸葛亮一生谨慎，不敢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还有就是在与周瑜的对话中就能将大雾和借箭之策联系起来，这样的应变能力也太令人惊叹了。陈寿评价诸葛亮“奇谋为短”，“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可见小说中屡出险招，随机应变的孔明并非历史中谨慎踏实的孔明。而借东风这件事就更是可笑，小说中写诸葛亮命人建七星坛，摆阵。自己沐浴斋戒，身披道衣，跣足散发借东风（见第四十九回）。这不仅不符合常识，并且将诸葛亮从一个儒雅士人写成了装神弄鬼的巫师道士，着实不真实。杜牧曾写到“东风不予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杜牧《赤壁》）杜甫曾作有“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杜甫《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些诗句客观反映了当时参与赤壁之战功劳最大的是吴国的周瑜而非诸葛亮，可见诸葛亮在促合方面有功但在赤壁一战作战上贡献却不大，其实据史料记载，诸葛亮在促成联盟后就已返回刘备身边，后面的故事也就没他什么事了。
所以说文学并不代表历史，但是它能反映社会现状以及作者写作的心境与意图，作者不惜编造如此多的令人称其的事件来神化诸葛亮，我想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迎合社会需求。清代的魏裔介评价《三国演义》时说“世人鲜有读三国者，惟于罗贯中演义得其梗概耳”。这告诉了我们一个信息就是很少有人去读三国的历史比如《三国志》，也难得梗概，这不仅是由于广大市井民众文化素养不高，也是因为史料文字枯燥，缺少画面感，很难吸引人们阅读，这也就使得一个很大的小说市场出现，需要作家用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解读三国历史，而作为小说一定要有吸引读者眼球的地方，悖乎现实往往收到人们欢迎（从传奇，志怪小说销量不难看出），诸葛亮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载体，因为他在历史上一直是个名人，关于他的民间传说也很多，比如魏晋的郭冲写过“条亮五事，隐没不闻于世者”其中有一事为空城计，就成了《三国演义》精彩片段（见易中天《品三国》），可见诸葛亮近乎神的形象很被民间接受、欢迎，并且很多素材也可取自民间，所以这样的传奇人物非孔明莫属。
二、符合作者理想中的人物定位。作者罗贯中写三国演义的时间是在元末明初，朝代更迭之际社会矛盾尖锐，战争不断，人民生活艰苦，流离失所，罗贯中看到了蒙古统治者的专横残暴，所以对明君贤相的渴望日益迫切，加之受到从宋代开始形成的尊刘抑曹的影响（袁世硕张可礼《中国文学史》），所以作者对蜀汉集团报以厚望，认为刘备就是理想的明君而诸葛亮则是贤相。所以，在诸葛亮的身上智慧与忠诚得到完美结合，这也是作者超出现实的美好理想，通过这种有神话色彩的创造，能暂缓作者对现实的失望与无奈。
三、维护三纲五常的需求。作为一个文人，罗贯中本身深受三纲五常熏陶，恪守纲常伦理，而历史中的诸葛亮正是纲常伦理的践行者，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正是忠义的最好体现，同时他还有甘于清贫、尽职尽责、不辞劳苦、以身作则的高贵品质。所以诸葛亮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完全能够让罗贯中崇拜倍加，并且在罗贯中眼中蜀汉集团的人物是正统的维护者也是恪守三纲五常的代表。通过对诸葛亮的神化，作者使三纲五常变得更加崇高，维护了朱熹“三纲五常即天理”的观点也发扬忠孝仁义的美好品质。
以上可见作者神化诸葛亮是社会和个人因素综合的结果。
最后我想说文学与历史虽有不同，但不论内容的对错，意图的好坏，它所留给后人的财富是不可估量的，在某种程度上历史小说是历史的一种夸张，它将希望人们看到的内容精神最大化展现在读者面前，另一部分则修饰掩盖，它想告诉人们的不仅是书前的故事，还有书后那个时代的故事以及作者心中的故事。《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接近完美的形象可以说不仅是作者的理想，也是那个时代的理想。研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不仅能欣赏文学艺术，同样作为时代折射对研究历史有着莫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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