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纪录片精神的守护者:李汝建
文/陈锦兴
下课后11时44分，我接到李汝建老师同意接受采访的信息时候，实在抑制不住兴奋，从近似于精神病人的病症表现中脱离出来。前一秒钟，我还沉浸在早课间悲伤的精神氛围中久久不能自拔。这一刻，便从老师迟迟没有回复的压抑中解放了天性，心头的阴霾在这一秒钟全然散去。我重新解锁手机，再次刷新老师微博页面的"已读"字体和信息记录，想着这两周的努力终于是"悲极生乐"后结出果实来。应着这春暖花开的季节，脸上心里，齐刷刷的开出花来。我匆匆撤掉已点的菜品，一路狂奔……奔向图书馆准备接下来12点的采访。时间飞快，我有16分钟时间穿过图书馆的刷卡器，过滤掉图书馆邻桌悄悄投来的白眼，平复急促的呼吸，调整至最佳的说话语气，迎接这位中国纪录片界的元老级人物。踏出餐馆的那一刻起，世界便只剩下飞速交叠的两棵指针和我一路上，紧张到分泌过剩的脑内多巴胺。
迎接我的，我迎接的，将会是怎样的一场采访？
那一场跨越世纪的热潮
李汝建老师，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资深纪录片导演;国家一级摄像师；中国电视纪录片工作委员会理事；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副秘书……代表作《海路十八里》《工地》《老宅7年7户》等曾在国内甚至国际上享有极佳的口碑，纪录片《工地》获第十届（2005）亚洲电视节最佳纪录片奖、第二十三届（2006）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纪录片奖。如此多殊荣背后，是他一路走来，对于纪录片的恪守的"精神脊梁"在支撑着他。
上个世纪末90年代，中国的许多电视台掀起一股拍摄纪录片的热潮，一时间出现了许多创作纪录片的队伍和相当数量的纪录片。李老师作为一个在传统媒体（大连电视台）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人，在接到台里说要拍纪录片的消息时，内心也是茫然的……
"最初我不懂什么是纪录片，也不懂怎样做纪录片，只是随着那样一个社会大环境，在各种会议中，揣摩同行们是怎么做。渐渐的，我也开始了自己的尝试……"
1997年，李汝建先生的第一部纪录片作品《球童》，成功再现了农民的后代，在富人的高尔夫球场，学习做"球童"的故事。片子一经播出，便获得了国内纪录片界很高的评价。"片子一出来，反响各方面什么的也都挺好，记得当时还拿了奖……"说到这，李老师咯咯笑到。
而那场世纪末的纪录片大潮，一推便是20余年。在此期间，他所创作的众多纪录片在国内甚至国外获奖无数。他习惯用剑走偏锋的创作形式，来一次次引领着中国纪录片界的创作思潮，不断刷新业界对纪录片创作形式新的认识。李老师在采访中坦言:"我和其他纪录片导演不同的是，我不太跟大流儿，喜欢剑走偏锋的创作形式。在我看来，纪录片是独特的东西，独特的思想，独特的态度，独特的表达，同时也是独特的形态。我的许多作品，例如《海路十八里》、《工地》、《老宅7户7年》等都和当时的社会趋势，纪录片趋势相背。我也绝不像其他纪录片里那样，我不用滔滔不绝的解说词，不用隐喻，这也是我的纪录片可以成为电影学院、广播学院教材的原因之一。"
李老师的回忆，是带着一份时间隐没的辉煌的，这辉煌只是隐没在他自己的谦卑之中。他的《海路十八里》，全篇没有背景音乐，没有任何台词，但却又获奖无数。他的纪录片总能刷新当时业界对纪录片创作的陈旧看法，原来纪录片可以不用那么多的解说，可以不用背景音乐，他打破了记者不能入镜的规则，但能同样的还原真实。他告诉纪录片界:纪录片原来还可以这样子拍……在旁人看来，这样多殊荣足以炫耀一生，成为一辈子的谈资。但正是带着一份谦卑的思想，他用简单的言语，对自己这样评价道:"从我开始从事纪录片工作，我的能量就很小，我智商也不够，我情商也不够，但我每天都做一点，到如今终于能引领中国纪录片一个方面的特征了。"
作为中国纪录片行业的老一辈人物，今天的他也仍未停歇，仍然在创作的道路上前行。"我还没退休，我还在创作。"回忆到这，李老师又咯咯的笑。
整个采访过程进行的十分顺利，李老师是大连人，普通话里仍然能清晰分辨出纯正的东北口音。作为一个初次采访的"小记者"，李老师察觉到了我采访的生疏，反复在采访过程中询问我是否能跟上笔记，询问他的表达是否足够清晰。这让我有了更多的自信表达自己的问题。人们都说"酒后壮胆"，借着李老师东北式普通话的"人文关怀"，我的紧张也似乎缩小了几倍。
相融之后，是距离，也是亲近
当我问到在纪录片《工地》中，农民工对着镜头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时？
我不知李老师是否烟瘾发作，他停顿了一下说到:"好的，等一下，我去拿根烟……抽根烟。"通过话筒，能听到他是转身拿烟去了。
话筒那边窸窸窣窣的，他夹起烟猛抽了一口，透过话筒，那头传来吧嗒吧嗒吸烟的声音。片刻过后，李老师回答到:"你所要拍摄的对象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取决于你在对象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片子中人的自然，说明我和他们是朋友。当你的言行影响了他们，他们便会接受你。若你的言行让他们反感，让他们不舒服，让他们有居高临下的感觉，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拍出这样的效果。"
我并不满足于这样的答案，这实在是一个"味道不够"的回答，于是我继续追问:"那您在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和他们是朋友，和他们朝夕相处，同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几点起床，几点休息，我都和他们一样，这样一直相处了半年。当你真正融入到其中，成为他们的一员的时候，你才会有感动，才会有创作的冲动。那么一切都会变得自然。纪录片也自然有了它该有的精气神。"
"小陈，你觉得采访和记录什么最重要？"李老师突然反问我。
"……"随之而来的，是我一阵无言的停顿。
"是你和采访者的关系，朋友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即是距离，又是亲近。是你和他们相知、相认、相融。"
对啊，为了采访而去采访，尴尬的和被访者套近乎，这难道不是我们这样的蹩脚记者的拙劣诟病么。如今的很多纪录片，只停留在"浅交"的层面，这样便拍不出农民的独特之处。正如李老师所言:"没有相知，相融，那么他的眼神里便没有独特之处。"
对于我们常用的对被访者套近乎，找话题的伎俩，李老师反驳到:"放在《工地》里来说，你去向他们递烟，帮他们搬东西，这样会显得特别刻意。反而会让他们保持警觉。你必须‘真心的！真心的！’和他们相处，好的纪录片需要时间，需要你‘沉下来’，纪录片作者不能浮躁啊，你得沉下来，沉下来……"话的末尾，他把"沉下来"三个字拖得很长。
而另一部片子《老宅7户7年》更是李老师口中"沉下来"的最好印证。在这部片子中，李老师用了7年的时间来"沉淀"。也正是有了时间的沉淀，《老宅7户7年》成为了一部充满了"人情味"的纪录片。即便是工作之外，老宅也同样是寄托着他牵挂的一个地方。
在那个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大连已经朝着国际化的都市来定位，却偏偏在城市中心有这样一批老宅，里面的居民，依然生存生活的那么艰辛，挣扎着想要摆脱恶劣的环境。他时常牵挂着老宅里的人，他们让他恋恋不舍，考虑着他们什么时候能够搬出楼……他每年都会顺带过去看看，和家家户户都有些接触，然后拍点东西。最后形成这样一部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不仅见证了7户人家在7年里的变迁，在那样一个恶劣的环境中，老人逝去，青年成为老年，直至逐渐丧失劳动力……也从镜头里记录了年复一年，李老师渐渐冒出的白发。最后纪录片做出来以后，李老师把光碟送到了他们的手中。其中有这样一幕:一位住了几十年的老宅住户，佝偻着背接过光盘……
"我有个要求，你能……能把这碟拿给……看看么？"
"给谁？你再说清楚一点。"
"给，给……市长。"
他想让市长看看这碟，说不定生活会有希望……李老师曾在纪录片最后采访这里的住户，询问他们有什么最幸福的事。
而有人的回答是"在这住了快一辈子，没有过最幸福的事。"而最大的愿望是:从这搬出去。
谈到这里，他说:"时间越长，变化越明显。纪录片是永无止境的，事实上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去陪伴被访者的生命。我拍这部片子，我也搭了几年进去，所以纪录片最打动人的地方，是它所倾注的时间，时间是有生命和重量的，不是那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拍摄。"
李老师认为:如今，许多记录片导演缺乏责任感，缺乏时间的"沉淀"。在草草着急的调研了解后，便按照写好的台本去拍，对于这种拍摄，他是深恶痛绝的！他拒绝看这样的东西！
"我们拍摄可以做文案，但是只能是方向，做主题，我们不能去设计，不能以个人判断来界定所拍摄的东西，这就是生活本身所发生的事。只有尊重客观，尊重真实，发现真实，才能更加逼近纪录片的真实。"李老师这样说道。
最初、提升再到改变
他提到纪录片是一种"记录"的手段，确切而言，是记录"未知"的手段。
电话那头，隐约能听到他掐灭烟头的声音，那是烟头被摁在烟灰缸里，跐溜熄灭的声音。那烟头是否被他扔在地上，这是个未知。
《工地》是我采访过程中，李老师提到次数最多的一部片子。他对这部片子有着太深的情感，也对那群民工存在太深的牵挂。于是我问到:"李老师，那您在拍摄《工地》过后，您自己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不，不是这样的，不是你自己有了什么样的改变，是生活改变了你，是对象改变了你，若你拍完片子，你的认识没有被拍摄内容所改变，那么这个片子所呈现的，就是一般的认识。"
李老师谈到《工地》的最初拍摄目的，恰好和最终呈现的内容截然相反。最初拍摄《工地》是为了在某种程度上，反应农民工的负面形象。在当时，网络和社会报道全都是关于农民工的负面报道，常年在外的他们，在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得不到满足，甚至性取向都发生了变化，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案件。
"当时是抱着反应他们这样的状态而做纪录片的，可在我真正和他们在相处过程中，我的认识发生了改变……经济发展，城市的日新月异，工地上到处都是新的面貌，现代化的设备，材料等，这些是谁在用啊？是农民工;那么多危险的操作，冒着艰难建设，背后是谁啊？还是农民工。他们老实，他们诚恳的起早贪黑。因为有了他们，我为城市发展而自豪，为这些变化而高兴。所以，我从最初反应负面的目的，变成最终我在赞美劳动，劳动者光荣，劳动者创造城市。"
正因为当时社会缺失了这样的东西，经济发展带来的欲望膨胀已经变得十分鲜明。那谁再去谈劳动光荣呢？没人了，包括毕业大学生都没有去琢磨，谁都不愿意去从事那样的职业。同时，当时的社会也缺失了立足于生活，立足于社会所需要的奋斗精神。《工地》播出后，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正是因为社会恰好缺失了这样的东西，但又渴望，认同这样的东西。
李老师表示，纪录片的认识是一个从"最初"到"提升"再到"变化"的过程。不能只单纯的反应你脑袋里所固有的，作者脑袋所固有的，作者孤芳自赏的，作者认定而别人又都知晓的。他说:"一定是生活改变了你。"
在李老师的作品中，反应社会底层生活的社会类占据多数，这不免让我联想李老师是否善于替"群众"用纪录片做无声的发言。而出乎意料的是，李老师否定了这样的推测，他告诉我，并不是这样一种心态:替群众发言，是基于纪录片的精神。纪录片的真正精神在于:记录人的生存，社会的发展进程。特别是记录"人"的生活，透过普通百姓的生命状态和精神特质，来观察社会的发展，这是本质所在。虽然纪录片风格各异，主题不同，但其核心是:承载"人"。没有反映人性的纪录片，它便不存在价值。
这是纪录片的精神，而纪录片的价值在于三个方面:一:独特的发现，必须有独特的观察视角。这样的观察视角，代表着记者的观点态度。二:独特的价值，纪录片所记录的，是正在发生变化的历史，必须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必须是不可预测的过程。李老师强调到，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纪录片是在记录历史。三:是否具有历史特征。这是判断纪录片是否纯正的标准，也是判断纪录片是否具有价值的标准，只需将纪录片放一段时间后看它是否还具有价值。有的纪录片时间越长，越有价值。
正是基于这样对于纪录片求精求真的执着，李老师所拍摄的纪录片大都具有着鲜明的时代感，厚重的时代感却在纪录片中找不到任何褪色的影子，能够将时代定格在一部小小的纪录片之中，能够拥有这样的"时代韵味"，也正是它们能获得如此多殊荣的原因所在。
"1000个人做了1000个片子，结果却像一个人做的。内容全都千篇一律。而当你真正走上国际电影节的现场的时候，你才会发现，那的纪录片是千奇百怪的，怎么做都行。"这是李老师最为深切的体会。
李老师说:"由此明白了，纪录片没有这样的，那样的限定，尊重作者的心理轨迹就行了。"在采访之前，我完全想象不到李老师对纪录片有着这样深刻的理解，他对纪录片的情怀，更是我这样一个后辈所理解不了的。他谈到贯穿了自己20多年纪录片精神，那就是对于"理念"的恪守，这是创作者的生命，同时也是对自身作品的一种认同，你需要让它占据你生命的一部分，一部分就够了。
李老师说到:"如果有一天这样的状态结束了，那么我的职业生涯也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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