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由于遭到新媒体的冲击，美国犹他州The Deseret News（《犹他新闻报》）解雇了43%的员工。但是两年后，它成为了当时全美发行量增长第二快的报纸，发行量较上一年同期增长15%。2012年《洛杉矶时报》也面临裁员、缩版问题，2016年，该报纸获得了普利策突发新闻奖。这两份报纸摆脱困境，要归功于其引进的一种新型报道理念——“解困新闻学”。
为破“困”而生
解困式新闻这一概念最先由《纽约时报》专栏作家David Bernstein（戴维·伯恩斯坦）正式提出，他指出“解困新闻是以高质量的新闻报道标准，对社会问题做出严格且令人信服的回应的新闻报道”。即媒体要同时报道社会问题和人们对此的反应，新闻不仅应当发现事实，而且应当关注什么样的方案是有效的，并且运用数据或其他证据证明这种方案为何有效。
解困式新闻的提出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解困新闻产生于90年代末期，这是个互联网蓬勃发展的阶段。借助互联网的优势，社交媒体掀起了新一轮的传媒生态——新闻生产与由新闻消费者与生产者共同参与，但随着新闻传播领域的拓宽以及受众的加入，新闻报道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方面，部分媒体在报道过程中带有一定的商业性，对此香港前商业电台策划总监黄伯康分析道：“媒体本身说故事的能力很强，而人们爱看的是有关‘情绪’的故事，为了迎合市场便顺理成章去说这一类的故事。”只是简单直接记录事物表面现象，却不考虑如何为社会问题寻找解决之道，也正是《U.S.News》（美国新闻）的编辑James Fallows（詹姆斯·法洛斯）所批评的，他认为记者们应该传播什么是正确的，对那些不良的问题应如何改善。
除此之外，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牛光夏在《解困新闻的精神实质》中还提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所秉承的新闻价值观自大众报纸时期之后，‘坏消息才是好消息’成为其典型注解。”美国《New York Herald Forum》（《纽约先驱报论坛》）采编主任Stanley Walliker（斯坦利·瓦利克尔）就认为新闻建立在三个“W”——women（女人）、wamoun（金钱）、wrongdoing（坏事）。这样的新闻价值观使新闻记者在受众眼中更像是宣泄负能量的“黑洞”，负面信息不断地涌现，在这种媒介环境的影响下，受众出现了“审丑”疲劳。对此，辽宁锦州渤海大学文学院张文慧针表示：“浸泡在只关注个体利益而忽视公共利益的媒介环境下，受众对荧幕上充斥着色情暴力的负面新闻司空见惯，并展示出一种无能为力的态度”。在这种消极的环境下，受众更需要积极的“索引者”。
同时，在“人人都可以成为新闻记者”的传播形态中，新闻生产范式得到更替，受众能够轻松地在新闻发布者和新闻消费者之间转换角色，但这样的状态也侵袭了专业记者的权威性和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受众既能发布消息，又能够参与评论，导致消息过剩与真相缺失并存、负面新闻与游戏新闻主导的现象，在这种媒介环境下，“受众面对繁杂的信息，不仅对过度超载的新闻消息产生一种厌烦，并且无法分辨哪种信息能够满足自身需要”，湖南师范大学硕士易超凡在谈及解困式新闻的实践探析时这样表示。因此，为打破这样的困境，侧重利用成功案例来解决事件的解困新闻便应运而生。
系民生，重解困
“犯罪”“贫困”“医疗”“教育”等社会问题成为解困新闻的讨论核心。而与传统报道方式最大的区别便是它更注重新闻五要素中的“How”，即将重点落实到社会事件的解决实施过程。2013年，在《密尔沃基哨兵报》的一篇关于解决当地慢性精神健康问题的报道中，记者首先分析了密尔沃基的问题和当前失败的解困方案，接着选择了具有类似问题但却成功解决的休斯顿，详细介绍了休斯顿市采取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查找病人精神健康史、危机训练等）。
同时利用数据分析新闻事件以增强说服力和真实性是解困新闻的又一特点，对此，华东师范大学硕士于泓洋认为：“解困新闻学强调客观报道，同时特别重视对案例、数据，以及学术研究成果的准确运用，是为了达到增强新闻报道的专业性的目的。”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节目《新闻调查》中便经常使用到数据来说明事件发生的时间轴，事件相关条目的统计数据以及解困方案获得成效的最终数据统计汇总。利用数据，清晰地将事件过程、结果陈列在受众面前。该节目在2016年5月28日播出的《北京控烟》中，便用数据展示了烟民人数，占据的比例，以及控烟后所占比例，来分析控烟的结果，同时还囊括了专家对控烟这一行为方案的分析和作证，以此作为证据支撑。宋梦茜在2018年第二期期刊《新闻窗》中谈到：“数据已经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存在了，它能使受众更准确快速地获取新闻信息，并更好地了解新闻。”
通过落实解困过程和其中运用多个数据说明，达到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目的，对社会问题进行揭露调查，针对现实情况做出分析，通过提出实际方案打消公众疑虑和恐惧，说明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在报道新闻的过程中，通过详细的案例解析向相关责任人或部门提供可行的建议。比如美国《seattle times（西雅图时报）》开辟的关注公共教育的板块《Education Lab》（教育实验室），该栏目记者编辑利用大版面来报道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厌学程度与辍学率关系，以及家长和校方无能为力的现状，来说明华盛顿州存在的教育问题，但却“无人问津”的效果。因此，该栏目转换思维，将报道重点放在优秀院校的教育方式以及学生学习方法上，尝试更积极的报道方式，“我们希望通过实例来告诉那些消极的人那些走在正确道路的人和事”，《西雅图时报》的总编Kathy Best（凯特·贝斯特）在成立该实验室时表示。
解困之路其修远
解困式新闻扎根于西方这片沃土，并拥有一方土地，相较之下，该概念在我国并未形成大势，发展也并未像国外那样迅速，尽管如此，我国的媒体报道运用解困新闻的思维。
2007年的杭州危楼改善事件中，原本要实行楼房改善却因为因为面积、朝向、远近等问题，最后三户居民的厕所分配问题无法解决，因此导致工作始终无法进行，这使得政府为民办的这件“好事”变成了“难事”。届时，杭州日报率先推出报道，并呼吁群众“既然政府花钱办了好事，咱们老百姓一起动动脑筋，想想办法，让好事办好”。紧接着，多家电台、网络媒体也对此进行了报道，政府和大众媒体开辟民众参与道路并收集民众建议方案。仅一个月的时间，危楼改善问题便在全市市民协助下成功解决。
除此之外，南京电视台在2014年推出了互动谈话节目《民声》；2017年，该电视台还播出了政协电视谈话节目《商量》；2018年，广州电视台开办《有事好商量》的栏目……解困新闻虽尚未在中国形成气候，但中国的一些民生节目却在践行着其中的一些理念。
不仅如此，我国首家专注解困式报道的媒体平台——乐见岛于2018年9月9日正式创立。该媒体平台主要报道社会问题的创新解决方案，尤其是聚集市场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经典案例，公众号“乐见岛”在阐释其媒体定位时介绍“我们希望让读者不仅能发现社会问题，更能认知市场向善的力量，认知问题解决的多种可能性”。
3月15日乐见岛发表文章——《从港台寻找中国文明重建的活水源头——以香港惜食堂为例》中，以香港的“惜食堂”引入，介绍香港、台湾的惜食文化，随后扩展到全国的以零浪费的社会运动。其中，参杂了贫困人口数量、食物浪费的数据统计，通过“惜食堂”的历史发展来映射整个社会对中国文化——节约节食的尊崇，从而让读者感受到“认知市场向善的力量”。
尽管解困新闻学在中国才刚刚崭露头角，但是在一些欧美国家，解困新闻经过300多家新闻机构的实践已经展示了自身实力和优势，对此易超凡表示：“学界与业界在准确把握其理念的同时，可以结合民生新闻以及公共新闻，汲取多种新闻理念之精华，将解困式新闻的事件中国化、本土化，推动传统媒体进入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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