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10日，兰州大学赴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探访城中村外来务工人员生活模式暑期社会实践团成功抵达目的地。
而我们关于工人们“无我式忙碌”的生活模式假设早在一个月之前就已经萌芽。我理解的“无我式忙碌”是这样一种生存状态：人们在外界各种压力的逼迫下，尤其是生存压力下，逐渐沦为失去自我主体性的机器，整天机械式地从事某种工作。
从接触到“无我式忙碌”这个选题我一直在想，工人们的忙碌是否真的是“无我式”的，“无我式”的衡量标准是什么，工人们的忙碌是对自我命运的无能为力还是看清生活真相之后的一种明智选择？
在抵达深圳之后，我粗略地领略了这座城市的繁华与富裕。奢侈品店的LOGO泛着冷光，傲慢与偏见像是在柜姐的脸上生了根；迎面而过的大叔吸着拖鞋、胡乱在身上耷拉了件白T，左手腕上的手表却是7位数的宝玑；房产中介公司的门口随意地贴着打折的房源，五位数一平的价格在这里倒像是买家在捡漏……
而在距离繁华不足百里的地方，是破败的出租房、轰鸣的机器声、杂乱的小商店，是辗转千万里从贫穷的家乡赶来、一待就是几十年的工人们。他们见证着、也服务着深圳的崛起与发展，但是他们却连一个扎根此处、融入城市的机会都没有。他们知道京基大厦的宏伟、知道商业中心的繁华、知道深南大道的热闹，可是他们一辈子都只能生活在城中村里，为上涨的房价和物价担惊受怕，小心翼翼地计算着如何才能养家糊口。
面对如此巨大的差异，他们是否真的有选择命运的机会？除了在轰鸣的工厂里重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劳作，他们是否有别的生存渠道？显而易见，答案是否定的。那工人们的工作是否是“无我式”的？在20世纪飞速发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认为工人是没有自我意识的，他们逐渐屈服于商品化的社会，在大众媒介的传输中日益失去自我主体性。
可是经过在罗湖区城中村的调查，我并不认同这个观点。来自四川巫山的罗先生作为外来务工人员的一名，虽然也疲于奔命，但是他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有着深刻的认识，他知道自己为什么打工，有着明确的工作目的，并且在工作中他是满足的，他和邻居、同事都有着不错的关系，同时拥有一个幸福和谐的家庭。
接受我们采访的另外5人同样如此，他们对自己在这座城市的地位、目前的境遇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是他们并没有流露出自暴自弃、自我放逐的情态，而是选择了积极、乐观地经营自己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定义他们的忙碌是“无我式”的？
在这个时代，随着各种社交平台对富人生活的曝光以及成功学倾销的甚嚣尘上，人们对金钱、地位的欲望愈演愈烈，并且越来越将财富的多少、社会地位的高低作为衡量自己与他人的首要标准。如此，工人便被我们置于社会的最底层，当作最值得怜悯和同情的社会群体。我们自以为站在马斯洛需求金字塔的高层，肆无忌惮地以为工人们一辈子只能停留在金字塔的最底层。这样的偏见深深地刻进了这个时代，融进了现代人的血液，连一年级的小学生都知道如何嘲笑迎面而过的农民工。
可正如我们的访谈结果所显示的那样，工人们的忙碌有着充分的主体性、目的性和能动性。进一步说，他们的忙碌和这世间的一切忙碌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我们在定义他们的忙碌是“无我式”时是基于他们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不得不屈从于某种外在的强大的力量。可是想一想在华尔街穿着笔挺的正装、脚下生风的精英们，他们的忙碌是否是完全自我的，他们是否不用屈从于任何外在的力？答案是否定的。他们在工作之外的生活层面享有工人们没有的、巨大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让我们忽略了他们在工作上的忙碌所蕴含的不自由。事实上，他们的忙碌也受制于某种他们无法决定的力量，在当今世界表现为市场的力量、科技的力量。他们之所以能站在他们所站之位，是因为他们创造的价值刚好迎合了市场的需求，离开了现有的市场秩序、社会秩序，他们也会跌入社会底层。这样看来，工人们的忙碌和精英们的忙碌本质上都是外在给定的忙碌，都同样受制于某种宏大力量。既然我们认为精英们的忙碌是正常而合理的自我价值实现，我们有什么理由定义工人的忙碌是“无我式”的？
我们看见工人在工作之外的生活层面上表现出绝对的不自由，由此便否定他们劳作本身的合理性，这本身就是一种只注重结果的偏见。工人和精英的忙碌是一样的，只是前者的忙碌创造出的被社会认可、被当前的市场体系认可的价值更少，由此使得工人在社会的其他方面获得更少的自由、尊严、荣誉，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否定工人的忙碌的理由。因此，我们事实上并不能认为工人的忙碌是“无我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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